资料图片：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孙瑞哲（第一纺织网　martin　摄影摄）

　　一旦社会责任渐渐剥离它的道德虚无感，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流程的常态，纺织服装企业的责任竞争力将得到有效激发，形成与产业、社会发展的和谐共振。
　　
　　类似的信号，在近日举行的第二批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年报发布会上得到了释放。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孙瑞哲表示：社会责任正在成为行业发展轨迹的“基本参数”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变数”。这意味着，社会责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力，发挥着它对企业命运走向的“杠杆效应”。
　　
　　“对不同的纺织服装而言，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将由此衍生机遇与挑战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孙瑞哲预言———未来，优势资源同样会向社会责任履行的优势企业集中，以社会责任为参照系的分化现象将愈加明显。

　　行业语境下的社会责任再审视

　　一直以来，对社会责任的内涵，仅仅停留在碎片化的解读之上。而在孙瑞哲看来，社会责任绝不等同于在如履薄冰之中等待验厂，也不仅仅等同于公益慈善的动人片段。时代的特质赋予了社会责任更为丰富的意涵。

　　他认为，放在纺织服装的行业语境下，主要分为三个层面，这也是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的“指针”。

　　首先是微观责任，这意味着对个人的责任，包括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平等机会和尊严，实现体面劳动；提供充分且质优价廉的产品，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准和消费质量。

　　其次是中观层面，这意味着对社会的责任，包括如何保持和改善环境，如何有效利用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倡导规范、可持续的产业秩序和社会价值。

　　最高层次是宏观责任，这意味着，纺织服装担负着提供、并促进就业，保障民生基础和国家和谐；稳定并优化国际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使命，最终使中国制造惠及世界人民。

　　不难看到，“体面劳动”、“消费质量”、“产业秩序”、“价值链优化”……诸如此类的关键词都在成为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在孙瑞哲看来，这些细微指标的串联，将帮助纺织服装企业改变社会责任履行的“碎片化”状态，实现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融合。一旦“体系化”，责任管理所带来的责任竞争力将挥发乘数效应，这也应该是现代纺织服装企业内部优化，公众沟通的常态能力。

　　CSC9000T的“动态理想解”

　　五年前，以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为发端，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开始了社会责任体系化建设的一场集体行动。并且，CSC9000T迅速在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企业内部得以渗透，伴随着的是令人颇感意外的快速节奏。
　　
　　究其原因，孙瑞哲认为：CSC9000T的实质在于提供企业管理流程的再造与能力建设的辅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责任履行的有限成本所造成的企业利润反弹，令纺织服装企业开始认真地审视社会责任的真正价值———精明的老板们在反复核对账本后发现，有形成本释放的潜在收益相当可观，而与各利益相关方的隐形合作成本则在不断趋于经济。

　　正是尝到了其中的甜头，越来越多的纺织服装企业开始从“被动验厂”的“适应型”社会责任，向多方合作的“主动型”
　　社会责任顺利过渡。孙瑞哲表示：这也正是CSC9000T一直以来所希望达到的“理想解”——惟有自发与常态的责任行为，才能够真正内化为纺织服装企业的管理能力，创造可持续的利润。

　　据介绍，围绕这一理想解，“责任管理”、“绩效报告”与“体系合作”，将成为CSC9000T释放核心价值的三个重要环节。

　　“其中，责任管理旨在通过建立内部管理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而绩效报告则重在开展外部信息披露，强化企业运作和管理透明度和多方参与度，以责任报告提高沟通效率。”孙瑞哲表示，“最后，通过体系合作，进行多方标准合作，能够强化国际供应链体系间的协调性与协同度，以责任合作提高交易效率。”

　　由此可见，着眼于企业内外部的“生产效率”、“沟通效率”与“交易效率”，CSC9000T并不局限于静止的规范文本，而恰恰重在与利益相关方的动态结合。主动性、开放性、动态性，将成为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重要特质。

　　规划社会责任：重点推“四化”方案

　　在孙瑞哲看来，“多方合作”、“责任位移”以及“体系融合”，代表了未来社会责任管理的价值方向。

　　“其中，责任位移意味着，对价值链具体责任的关注开始从产品生产中的责任转移到投资、消费和营销等领域内的社会责任问题。”孙瑞哲补充道，“体系间的融合，则预示着各个社会责任倡议、标准和体系之间开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联合与互认。”

　　换句话说，围绕价值的最大化，社会责任发起的“终端化”与“国际化”，将成为未来社会责任管理在更广范围内发挥效应的必由之路。

　　针对于此，孙瑞哲认为商业层面的介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以沃尔玛为例，2009年，沃尔玛宣布要求所有的供应商提供生产的商品的环境信息，之后由沃尔玛评级之后施加标识说明产品的环境友好度。零售终端的“倒逼”，呈现出产业链体系彼此牵制、一荣俱荣的局面，也显示出责任意识在整个产业链体系中的辐射与呼应。

　　而“辐射”与“呼应”的发现，更是促使孙瑞哲建言将“利益相关人”的称谓改为“价值相关人”。在他看来，社会责任管理越来越聚焦于品牌生态系统的“价值相关”，而不仅仅是一对一的利益关系——更深刻、发散状态的价值驱动，将取代线性的利益驱动，成为责任时代的写照。
　　最后，着眼于社会责任在行业层面的有效实施，孙瑞哲同时提出了未来责任规划的“四化”方案。即推广垂直化、机制双规化、驱动政策化与合作本地化。

　　“接下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将在分行业，特别是在服装、家纺、印染等跟社会责任相关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要开展社会责任的重点推进工作。树立责任样板和责任选择机制。”孙瑞哲表示，与此同时，责任建设将继续采用“管理体系加绩效报告”的双轨并行机制，在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的同时增强企业管理的透明度和民主化。

　　孙瑞哲同时透露，目前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正在与国家有关部委进行密切沟通，争取在“十二五”规划中将与社会责任相关的科技、品牌建设、可持续发展等工作纳入政策范畴，以倡导优质产业资源向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企业进行倾斜。同时，CSC9000T与BSCI(商业社会标准认证)两个体系之间的合作与互认工作也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以深入与国际体系和标准探讨合作机制的责任实践。

　　可以预见，通过有条不紊的责任“四化”战略，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将在外销市场与内销驱动的模式下，赢得长足的责任竞争力。这对于所有的“中国制造”来说，不失为一次赢得尊重，自我正名的样板实践。

　　首批企业社会责任年报的理性评价

　　采访中，孙瑞哲对近日8家纺织服装企业联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事件予以了评述。
　　据了解，这是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第四次发布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第二次由优秀纺织服装企业联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年报。

　　值得肯定的是，不仅是企业联合发布的庄严形式感——细心研读每一份报告，会发现很多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研发的报告撰写工具（如CSR-GATEs、CSR-IDEAs，CSR-VARI）。经由这些工具推演的统计模型与规则导引，比外在的形式感表现得更为抢眼。

　　“一份权威、可信的社会责任报告，形式感与内容感都是不可或缺的。”孙瑞哲表示，从去年10家企业社会责任年报的发布来看，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是上市公司，从“全面性、客观性、适宜性、响应性、发展性”5个维度来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发布责任报告的综合能力和价值观念都走在了前列。

　　首先，从全面性的角度来看，孙瑞哲认为：10家企业对《报告纲要》全部201个指标的指标覆盖率最高达78.11%，即披露了157个指标的信息。报告的事项范围、组织结构范围、时间范围明确———这表明，报告企业能够收集、整理比较丰富的社会责任绩效数据，社会责任管理基础相对完善。

　　不过，孙瑞哲也坦言：首批企业社会责任年报中，绩效信息的发布仍然欠缺一定的“平衡性”。即，企业“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客观存在，仅有少数企业对内部员工流动率高、招工难、工伤等负面信息进行了报告，对负面信息的披露有较多疑虑。

　　其次，孙瑞哲强调：责任报告应具备“客观性”。在他看来，客观信息的顺利获取，有赖于企业内部完善的管理机制。一个观察结论是：CSC9000T的执行企业，内部管理体系的运行使其相关记录完整，数据易于收集，责任绩效也易于衡量。

　　与此同时，孙瑞哲指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全部201个指标中，有4个指标未被任何企业涉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及其效果统计、报告期间包含社会责任条款或要求的重要投资协议、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在采购协议中的体现方式以及企业支付给受竞业规则限制的前雇员的补偿数额等。

　　在孙瑞哲看来，这四个指标的普遍缺失并非偶然，恰恰反映出纺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性问题——如：责任的成本缺少量化的分类统计，补偿责任难以企及人才流动性较大的行业现实、供应链管理体系中的纺织企业话语权缺失。

　　“回避相关指标的盲点，恰恰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短板，也是行业发展的难点。”据此，孙瑞哲认为：企业应该将报告的发布作为新一轮治理结构革新的契机。

　　最后，孙瑞哲对报告发布的“响应性”予以了肯定：绝大多数企业确认了外部利益相关方并披露了接收和处理外部利益相关方意见的制度、途径与方式。不过，他亦建言———企业应当加强对社会责任回应机制的利用频次、效果等量化统计，并且注意回应的时效性。

　　综合首批企业社会责任年报的发布情况可以看到：客观全面、可持续的责任发布，如同财务报表的定期披露一样，越来越像是新型纺织服装企业的又一次高水准能力竞技。而“道德指标”与“利润指标”的双坐标体系，将帮助纺织服装企业最终赢得掷地有声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