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身在义乌的服装厂老板陈于泽来说，他怎么也想不到，做国外超市订单的他，最头疼的不是缺订单，而是缺工人。

　　陈于泽是义乌大陈镇“浙江黑马实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最近他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发愁，那就是“工厂太缺人了”。原本以为熬过年初的用工荒，慢慢就会缓和起来。没想到，到了年中，缺人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

　　“之前就是单纯的缺人。到了年中，由于工人不足，现有的工人成了香饽饽，好几家工厂抢着要。你去看看，现在几乎每家工厂每天都有100多个人新招进来。同时，也有100多个人流出去。用人秩序完全乱了。工人稀奇到像商品一样可以待价而沽，工资涨了不说，从一家工厂跳槽到另一家工厂，首先就要付四五千的‘转会费’。”

　　昨天，面对记者，风风火火的陈老板也不怎么“淡定”。

　　据陈于泽所知，大陈镇上总共有400多家服装厂，目前的工人缺口达到了2万人。

　　这是深陷“刘易斯拐点”的浙江一家普通工厂老板必须得面对的事。

　　在杭州猎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首席顾问郎越时眼里，这是发展的必然。

　　“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通常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缓慢，直到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了，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告一段落，“人口红利”消失，这时候用工企业要继续吸收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这个转折点就叫“刘易斯拐点”。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这段时间，商报记者进行了积极走访。我们看到的，除了焦急的企业主，也看到了闪光的浙江式智慧。

　　浙江式智慧之一：规模化“代班制”

　　传统被一再打破　工人跟着订单走

　　“有一家工厂，接到了一笔欧洲的外贸单子。刚开始，开出了15元/件的条件，没有人理；之后提高到20元/件， 也没有人理。最后提到30元/件，结果还是没有人理。”

　　为了缓解招工难的问题，大陈镇的工厂自己发明了一种“代班”的制度，而且迅速流行起来。

　　“因为我们的工厂都是订单制的，工人计件收费。完成自己工厂的一批订单后，工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流动到其他的工厂做工。一般去代工的工人可以拿到2倍以上的工资，很多工人都愿意去。”

　　不仅是义乌，对于服装行业的用工紧张，杭州万事利集团执行主席屠红燕也有同样的体会。“现在杭州的各个城区都有这样的情况，逼得不少服装企业只能通过外迁江西、河南来缓解压力。”

　　陈于泽很想不通：“其实在我们浙江，工厂给的工资比深圳、广州、珠三角的要高，待遇也好多了，人也友善多了。为什么还是招不到人呢？”

　　在以前，代班只是发生在关系比较好的企业间的个别交流，现在，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企业应对人力短缺的规模化操作了。

　　浙江式智慧之二：请工人要付“转会费”

　　这笔钱的高低将成为反映人力紧缺程度的精确指数

　　“我们那里的服装厂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每年的年初会出现一阵用工荒。到了七八月份，厂里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就给工厂的工人放假，好让他们回家忙农活儿，一般都会放20多天的假。”

　　不过，这个传统在今年被打破了。

　　不但取消了20多天的长假，而且工人的流动也异常频繁。7、8月份成了工厂互相挖人的非常时期。为了吸引工人，保底薪水达到了2800元，熟练一点的，一个月薪水开到4000元以上。但依然还是缺人。

　　陈于泽说：“现在，几乎每个工厂的流水线都招不满人。像我的工厂本来有15条生产线，现在只开出了5条。以往工厂从正月十五以后就开始上班，制作出成品来。但是现在因为差500-600个工人，制作成品的速度依然是稀稀拉拉的，来不及做的只能出钱找其他厂来帮忙。今年光是工资一项的开销就比去年高出了50%—60%。”

　　陈于泽说，7、8月份的用工荒期间，当地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缺人，大陈镇的工人像商品一样，在工厂与工厂之间买卖。

　　陈于泽介绍，“拿车工为例，一个车工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除了涨工资外，还得先付4000至5000元的‘买’车工的费用。”

  “我们当地的工厂一般都不给工人交养老保险，因此‘转会’起来手续还比较容易。”不过，无论是陈于泽还是人力公司的郎越时，都依稀觉得：千把块的工人工资已经成为历史了。

　　■观察：服装行业大幅回暖　浙江式智慧将遭遇严峻考验

　　“最近很多服装企业都主动跟我们接触，反馈过来的，都是招人的信息。”郎越时说。

　　怎么到年中了，用工市场还是紧张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郎越时说，季节性的原因是：进入下半年后，国外的圣诞节市场令很多服装加工厂增加了订单。

　　同时，工厂招人也进入了一个怪圈。

　　“在经历了之前的那场金融危机后，不少服装厂都缩小了规模。如今一旦订单增加，往往会出现工人不够用的情况。再加上今年年初的时候，来浙江务工的人数的确比往年少了。这样一来，工厂想招人就显得很困难了。反过来，因为招人困难，很多工厂转而会想方设法地留人。对于工人们来说，一旦找到的工作给的待遇好，就不会轻易跳槽。这样一来，其他工厂要招人就更难了。”他说。

　　而另外一个原因，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危机后，国外的经济也开始慢慢复苏了。

　　这一点，陈于泽在去年就有预感。因为从去年开始，原来做内销的陈于泽明显感觉到，外贸的生意又好起来了。“我们工厂主要是做中低端的衬衣的。从年初到现在还欠着十几个集装箱柜的衬衣没有发出。”
　　有一组中国海关统计的数据，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2010年1—5月，我国累计完成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416.53亿美元，同比增长13.12%，累计出口数量107.77亿件，同比增长12.49%。

　　除了这些外因，屠红燕还补充了一条来自内部的因素。

　　“在浙江，特别是杭州，生活成本很高。如今，工厂的工人大多都是90后。他们的生活观念、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跟之前的人太不一样了。太低端的劳动岗位，他们已经不太感兴趣了。”

　　应对目前的人力短缺，浙江式智慧已经起到了明显的缓解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行业的回暖，仅仅依靠目前的灵光闪现，难免力不从心。未来，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智慧来应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