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否已经到了与中国打一场汇率战争的时候?答案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是肯定的。攻击中国汇率政策的政治及经济理由越来越充分。这种观点无疑令人深感不安。但我已不再认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必须回答下面四个问题。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吗?如果是,此事的影响大不大?我们可以合理地要求中国采取哪些措施?最后,其它国家能否在附带伤害有限的前提下,改变中国的政策?
第一个问题最容易回答。如果决定把本国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投资于外汇储备还不算汇率操纵,那什么才算?此外,通过冲销此举造成的货币影响,中国政府还阻碍了固定汇率制度的调整机制。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8世纪阐明了这一机制(见下表)。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此事的影响大吗?答案之一是:这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通过压低人民币实际汇率,中国为其出口商品及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提供了补贴。由于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这就必然给世界贸易造成严重扭曲。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决非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唯一原因。但以下情况同样是事实:中国的汇率政策已成为其它国家汇率政策的驱动因素;资本输入型高收入国家无法有效利用新兴国家的过剩储蓄;资金从穷国净流入富国完全有悖于常理。
还有,如果美国等高收入国家想拥有更加审慎的家庭部门、并在财政方面更加自律,它们就必须经历巨大的投资热潮或转向经常账户盈余。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们两者都需要。
此外,考虑到德国、日本和其它若干高收入国家持续存在的储蓄盈余,全球经济若想恢复稳定增长,作为一个整体,那些遭受重创的高收入国家就必须转向可观的经常账户盈余。中国是最具活力、偿债能力最强的新兴国家,同时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如果所有转向赤字的抵偿性转变发生在实力弱得多的新兴经济体,那么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又一轮金融危机。而中国却可以在近乎毫无风险的情况下,从目前的经常账户盈余向赤字转化,规模为每年3000亿美元。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合理的要求中国采取哪些举措?调整名义汇率既非不是世界经济恢复平衡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说它并非必要,是因为通胀抬头也可引发相对价格的改变;说它并不充分,是因为若想实现再平衡,还必须提高国内消费相对于产出的比率。所以,调整名义汇率充其量只是一套更广泛必要调整的助推因素之一。
因此,中国政府的可选举措可能包括:停止干预汇市,停止冲销干预造成的货币影响,把实际国内需求、家庭消费和经常账户当作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应要求其它方面——特别是美国——采取互补性行动。
在任何此类讨论中,人们都必须化解中方对如下问题的担心: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会损害出口行业,还可能让中国陷入类似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失去的十年”。日本当年出现那种局面,主要是该国在1985年后运用货币政策来抵消日元升值对净出口的负面影响所致。中国自然不希望落入同一个陷阱。但正如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加布里埃尔•斯坦(Gabriel Stein)在6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主张的,中日两国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当前的高速增长潜力,要比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大得多,因为日本那时的人均GDP(以购买力平价计)已接近美国,而中国现在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大潜力提高消费率。就长久提高国内消费率而言,积极信贷扩张可谓一步险棋。若想提高消费率,还必须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是,这些举措非常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如何诱使或迫使中国改变政策?谈判仍是一种存在希望的选择。20国集团(G20)里的其余国家应团结一致,呼吁中国做出改变。但是,如果谈判始终不见成果,我们就必须考虑替代方案。进口附加税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本周在英国《金融时报》呼吁,实施反制性汇率干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的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则建议资本账户互惠:受影响国家可阻止他国购买自己的金融工具,除非后者向它们提供本国金融市场的互惠准入。这个主意还会让伯格斯滕的计划变得更为有效。
我认为,干预资本市场的主意,远比那些涉及反贸易行动的主张更具吸引力——美国众议院上周提出的就是后一种主意。首先,针对贸易的举措肯定带有歧视性:我们没理由只为改变中国的行为,就对所有进口进行打击。但此举几乎肯定会违反世贸组织(WTO)规则。贸易战将是非常危险的。相反,坚决要求中国在对资本流入实施严格管控之时,停止购买他国债务,则是有的放矢和恰如其分的——最重要的是,这还会推动全球走向市场开放。
有些人担心,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会引发崩盘。考虑到全球私营部门的巨额财务盈余以及美元继续扮演的角色,没有什么比这种担心更不靠谱的了。不过,如果美元因此走软,那将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
只要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仍扮演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的角色,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就无法有效运转。此外,中国为自己购买的“保险”已远远超出了“够用”的程度。奉行一套把中国转变为净进口国的政策,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全球其余地区。现在已经到了“动手”而不只是“动口”的时候。我们亟需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