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用工荒是今年以来持续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除了关注农民工生存状况，本报今日的报道将继续结合学界和政府的观点深入剖析形成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深层原因。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否真的有所上涨？如果上涨，为什么离开？作为经济发展强劲推动力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未雨绸缪，面临产业转型的珠三角需要依靠什么方式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帮助推动产业升级？

　　农民工收入上涨；知识化并没能改善消费水准

　　根据与中山大学公共事务调查中心今年8月开展的“2010年度珠三角农民工收支结构调查”数据分析，对于眼下的珠三角农民工群体有以下三个基本发现：

　　第一，从2009年7月以来，农民工的收入有所上升，其原因在于企业提薪带来基本工资增长、低收入群体工资增幅较大以及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工资的增值效应。

　　第二，农民工的支出水平在增长，其中食品和住房开支上涨明显；但特别的是，文化教育支出呈下降趋势，这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未婚以及城市教育费用过高有关。

　　第三，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整体上提升了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并使得整个群体更加年轻化，但是，其工资收入较低，消费支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也无过多区别。年轻化、知识化并没能显著带动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也并未能改善其消费水准。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88份，回收问卷1494份，有效回收率是94.1%，其中五地比例如下：广州297(19.9%)，东莞292(19.5%)，深圳289(19.3%)，佛山318(21.3%)，珠海300(20.1%)。与2009年的调查数据比对，年轻化已成为农民工的一项显著特征。根据 2010年调查结果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占74.5%，平均年龄27岁；2009年同期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 56.9%，平均年龄30岁，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呈下降趋势。从两期数据上看，80后一代已经成为打工主力。此外，2009年数据显示只有37.5%的农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2010年调查数据则45.6%的农民工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近半数具有高中或以上学历。

　　2008年农民工人均每月家庭总收入为1398.14元，到2010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升至1886.05元。以2008年为基期，人均每月家庭净收入增长了37%，在城市的农民工人均每月家庭收入更是增长了69%。不过工作强度由2007年的每天8.65小时上升至2010年的每天9.8小时。各项支出显著增加。2008年农民工人均每月家庭总支出为700.21元，2010年上半年则增加为每月981.75元，增长幅度为 34.90%。

　　工资的增长在打工年限较长，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甚至有些已跻身管理层的第一代农民工的收入上体现得最为显著。影响收入的要素还包括学历、岗位、单位性质及规模、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及购买社保等。把这些因素转化为相关的虚拟变量，我们发现管理人员、大专以上学历和技术工人三个要素最能影响农民工工资收入。

　　民工荒背后的隐患

　　此外，从企业角度来看，眼下两大全球节日圣诞节、元旦逼近，正是生产加工出口玩具、礼品、服饰、食品等节日消费品的传统高峰期。这种季节性的需求对珠三角经济的推动作用有多大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认为，珠三角企业订单多是短期订单，有些是圣诞前的季节性订单，有些可能是一些企业经营不善后转移过来的订单，事实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处长谭炳才对此认为，经济回暖导致的订单回升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廉价劳动力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他表示，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已经无法吸引农民工，这是导致“民工荒”最直接的原因。据民工意见综合分析，除薪酬待遇，珠三角地区房价高涨，户籍政策保守，社会保障尚未惠及农民工等现状都是阻碍劳动力资源涌入的因素。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用工短缺已对加工制造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在某些依赖性强的地区甚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民工荒”持续发生并加剧，企业可能就不得不自发调整，改变产业布局。实现了结构调整并保持了竞争力的企业生存下来，无法适应的企业则可能关闭或转移。因此一段时期内企业的不定量倒闭极有可能发生。

　　地理纵深

　　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人口条件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样国家的经济就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多年以来，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同时老龄化加速，在老年人口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相对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学称之为“人口红利”。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它更像是一个有利于将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成果的机会。

　　过去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丰厚储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然而，74%的新生代劳工新就业观、结构性劳动力失衡等因素是否表明，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已经逐步减弱？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博导谌新民教授认为，阻碍“人口红利”发挥积极经济效应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全面地说，实际上目前”民工荒“除了人口年龄变化因素，还有因技能不足等原因导致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谌认为，通过加强培训提高技能，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等方式，仍然有大量的“人口红利”可以挖掘。另外，“人口红利”理论没有考虑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人口素质的因素。只依赖廉价劳动力的 “人口红利”、只满足于低附加值产品的“世界加工厂”，从来都不是中国发展竞争力的方向。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即汪洋书记提出的 “腾笼换鸟”模式，实际就是针对相关问题的症结采取的措施。

　　地理论见

　　380年后，中国人口380万？

　　众说纷纭“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另一个在珠三角民工荒问题中被广泛提及的话题，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也就来临了。摩根士坦利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类似于40年前日本经济以及20年前韩国经济的拐点。未来10年经济增速将无疑减缓。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带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根本性转变？就目前看来，很有可能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倒逼推动产业升级。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经表示，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尚有大量充足适龄劳动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伴随着产业转型的结构性缺工。总结看来，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未必真正来临。可以肯定的是，正在走向拐点的途中。改革开放30年来，珠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崛起都高度依赖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诸多业界人士均表示，留恋廉价劳动力带来的资本并不可取，如果这些是产业升级、资源利用率、产品附近值提高所必需的代价，那么“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实现产业转型将是经济更强劲发展的铺路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晓青教授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多年来我们享受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特别是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实行高度严格的人为控制，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来说，缺乏长远考虑，对经济发展不利。随着产业升级，企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有所提高，而薪酬标准一时未能提升到相对的水平。产业转移也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加上政府方面对企业提出的环保、劳工保障等要求让不少小型加工企业难以消受，这解释了东莞等地很多厂房“人去楼空、门可罗雀”的现象。

　　他认为，如果继续推行只生一胎的政策，以国民平均寿命60岁推测，约380年后，中国人口就将为380万左右。如果每个妇女都生两胎，则能勉强维持人口零增长。而对于广东的刘易斯拐点。钟表示：“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