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西方经济低增长抑制全球贸易扩张，未来五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整体进入“2%时代”，其增长动力弱于1983-1989年的经济自由主义试验期、1992-2000年的新经济时代和2003-2007年的负债消费时代。预测五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3.5%，这将抑制全球贸易的扩张。

　　抑制我国出口除了全球经济增长外，影响出口的因素还包括各国政治形势、政策倾向、金融环境、贸易格局等多个方面。在五大鲜明对比下，中国成为全球再平衡的焦点，这将进一步拉低我国的出口增速。“十二五”前四年，我国仍存在贸易顺差，但顺差比“十一五”时期大幅减少，2014年顺差缩减至904亿美元，保守预测2015年出现约34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人民币升值趋势难改，未来五年人民币汇率有望达到1:5。我国的出口本质上是由资源禀赋优势、国际分工地位及来自国外的需求所决定的，汇率波动对进出口影响不明显。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低增长　抑制全球贸易扩张

　　未来五年美国经济增长步入“2%时代”，全球经济低增长将抑制全球贸易扩张。以外部需求和出口比重法计算，乐观预计2015年我国出口23322亿美元；但是考虑到各国政治形势、政策倾向、金融环境、贸易格局等方面，中国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焦点，实际的出口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是我国的出口本质上是由资源禀赋优势、国际分工地位及来自国外需求决定，人民币升值不必然导致出口下滑。综合考虑影响进出口的各种因素，2015年我国将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

　　未来五年西方经济增长低迷，美国经济步入“2%时代”。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增长呈“5%-3%”阶梯递减。肇始于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既是全球金融体系恶性膨胀的结果，也是过去25年西方发达国家增长动力衰竭的反应。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源泉逐渐衰竭，潜在的经济增长动能下滑，本轮经济金融危机之前持续的、高企的经济增长率难以维系。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秉承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依靠减税、私有化和打破劳动力市场垄断等制度创新，1983-1989年均经济增长率略高于5%。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创了“新经济”时代，依靠互联网技术突破和军事科技转民用等科技创新，1992-2000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4%。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既无大的科技创新，也无大的制度创新，但有房地产次贷等金融创新，金融杠杆的扩大拉动了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2003-2007年均经济增长率略低于3%。

　　2011年美国经济短期企稳回升。在影响经济运行的四个周期中，存货周期、金融周期和需求周期决定经济的中短期运行，供给周期影响经济的长期运行趋势。从当前情况来看，美国经济短期将呈现企稳回升态势。预计2011年全年美国失业率下降到7%以下，经济增速可达3.5%。

　　根据库存周期变化规律，美国明年客户库存会增长，订单库存会回落，总库存仍将上行；金融去杠杆化已经结束，房地产市场基本见底，尽管实体经济信贷仍将比较低迷，但房地产市场将回升，道指有望突破一万二，金融市场不会二次探底；从需求中周期来看，美国就业者收入增加最终将支持消费增长和就业增加，明年失业率将缓慢下降至7%左右，消费将有所好转。

　　刺激政策效果有限，经济长动力难寻。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如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采取的减税、私有化、减少经济干预、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政策措施，都是“熊彼特增长”的典型例子。至2005年，英美本轮供给周期的上行阶段结束，至今技术和制度并无大的创新，处于供给周期的下行阶段。

　　危机后美国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动力不足，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与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是一体的，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还不明朗。特有的出口结构限制了“美国制造”一揽子计划的效应，经济结构转型不会一蹴而就；逆转的政治格局阻碍了“新医改”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储蓄、提振消费尚需假以时日；严格的金融监管减弱了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实体经济的“输血再造”任重而道远；沉重的预算压力限制了对新兴科技产业的投入力度，科技驱动增长的新一拨高增长难以实现。

　　未来五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整体进入“2%时代”，其增长动力将低于1983-1989年的经济自由主义试验期、1992-2000年的新经济时代和2003-2007年的负债消费时代。预计未来五年美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低于2003－2007年年均2.8%的增长速度，维持在2.6%左右的水平。

　　西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受美国影响很大，按照1960-2009年经合组织GDP增速约是美国GDP增速1.1189倍的关系，预计西方国家2011-2015年年均增长2.9%。

　　全球经济增长维持低位。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三大经济体GDP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西方国家未来5年经济低增长将拉低全球经济增速。1999－2008年世界经济增速对美国经济增速的弹性约1.296，即美国经济每增长1％，世界经济增长1.296%。如果未来5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2.6％，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5%。

　　全球经济低增长将抑制全球贸易扩张。2000－2008年，全球出口增长1.822倍，平均每年增长13.8%，世界GDP（现价）增长0.949倍，平均每年增长8.7%，出口增速远高于GDP；2009年，受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GDP下降2.5%，出口下降12.0%，可见出口波动幅度远大于GDP。未来5年，受西方国家经济低增长影响，出口增速回落的幅度将大于经济增长回落幅度。

　　全球经济增长与贸易格局是影响我国出口规模的核心自变量。按照我国出口和全球经济与贸易的相关关系预测，2015年我国出口约为23322亿美元。

　　我们采用三种方法预测外部需求法下我国出口的规模：一是直接按照全球GDP与中国出口的相关关系进行预测，二是扣除中国后的全球GDP与中国出口的相关关系进行预测，三是扣除中国后的发展中国家GDP、发达国家GDP与中国出口的相关关系进行预测。直接以全球GDP预测2015年中国出口约为24959亿美元；以扣除中国后的全球GDP预测2015年中国出口约为22129亿美元；以发达国家GDP和发展中国家GDP预测2015年中国出口约为21273亿美元。综合以上三种预测2015年中国出口约23330亿美元。

　　以上三种预测，第一种因为全球GDP中包括中国GDP，未扣除中国需求，预测出的世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出口）偏大，而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因为未来5年中国GDP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较快而增长较快，客观上减小了世界需求，因此预测值偏小。为此，我们将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的预测算术平均，得到21701亿美元，再与第一种预测值算术平均，得到2015年我国出口约为23330亿美元。

　　全球再平衡趋势将制约出口增长

　　除了全球经济增长外，影响出口的因素还包括各国政治形势、政策倾向、金融环境、贸易格局等多个方面。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各国不惜以邻为壑、纷纷将内部矛盾外部化，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在外汇储备、贸易差额、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增长这五个方面，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都存在鲜明的对比，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成为全球再平衡的焦点，这将进一步拉低我国的出口增速。

　　第一，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相当于全球的29%，发达国家总和的84%。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截至今年9月底达到26483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3757亿美元，比年初增加2492亿美元，10年外汇储备增长16.5倍，年均增长32.4%。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相当于全球外汇储备的29.1%，相当于发达国家的83.9%，相当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44.7%。

　　第二，美国贸易逆差与中国贸易顺差同时回升。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缓慢复苏，美国进口迅速增加，贸易逆差快速扩大。2010年6月，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到498亿美元，比最低谷的2009年2月增加234亿美元，增长88.8%；同期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扩大到622亿美元，增长69.6%。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贸易顺差快速回升。2010年7月，中国贸易顺差快速恢复到287亿美元，虽比2008年11月、12月和2009年1月接近400亿美元的顺差有所减少，但超过2007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高峰时的水平。

　　第三，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发生“用工荒”。危机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三大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9月失业率仍高居9.6%，虽比2009年四季度10%有所回落，但今年前9个月一直徘徊于9.5%到9.7%之间；欧元区失业率9月达到10.1%，连续6个月保持10%后再次出现上升；日本9月失业率为5.1%，与8月持平，比7月高0.1个百分点。

　　与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今年出现“用工荒”，刘易斯拐点来临，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大幅上调。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今年年初用工需求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珠三角缺工超过200万。到9月底，全国除了重庆还没有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外，其余省市均作了上调。其中，四川月最低工资标准（最低一档）上调幅度最大，达到44.4%，5个省市区上调幅度在30%之间，16个省市区上调幅度在20%之间，6个省市上调幅度在10-20%之间。

　　第四，美国房地产依旧萧条，中国房地产量价齐升。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见底但仍处低位徘徊。2005年6月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到达顶峰，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NAHB)/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达到72，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到2009年1月，这一指数仅为8，下跌88.9%；今年10月，这一指数回升到16，比萧条低谷时上涨100%，但仍比2005年6月繁荣时下降77.8%。

　　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房地产市场2009年二季度以来一片兴旺，商品房销售量猛增，价格持续上涨，房地产投资大幅增长。如果将2005年6月新建住宅价格指数定为72.0%，2010年9月这一指数为104.7%，比2005年6月上涨45.4%。为遏制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势头，2009年12月政府取消了金融危机时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政策，还在4月和10月采取了除推出房产税外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但商品房价格依然坚挺，调控效果并不明显。

　　第五，美国经济缓慢复苏，中国经济恢复快速增长。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等一揽子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快速回升，2009年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回升到9.5%，四季度回升到12.1%，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10.6%，大幅高于去年同期。

　　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2008年三季度起连续6个季度GDP同比下降，之后，自2009年四季度起，GDP同比转为增长0.2%，今年前三个季度，GDP当季同比增长分别为2.4%、3.0%和4.6%，虽恢复较快，但仍不足以降低目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五大对比制约中国出口增长。以上五大对比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改变，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较长时间内都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焦点。这些不平衡可能会导致三种后果：

　　一是我国与其他经济体产生更多的贸易摩擦。

　　二是开放更多的市场增加进口。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增进口规模均接近千亿美元，进口贸易在世界进口贸易中所占份额也由过去的1%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8%。虽然目前我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下发达国家或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三是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对于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我们在下文会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整体影响不明显。但是一旦人民币升值速度过快，也会对出口造成冲击。

　　这些后果将直接减缓未来我国的出口增速。以外部需求和出口比重法计算2015年我国出口23322亿美元是较为乐观的估计，考虑到这五大对比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状况，未来的出口规模还会进一步下降。

　　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影响不明显

　　在上述五大压力下，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从内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济的逐渐转型，国内经济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力提高；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人民币也将有较大的升值空间。我们认为未来五年人民币汇率有望达到1:5，但是，我国的出口本质上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国际分工地位及国外的需求所决定的，汇率波动对进出口影响并不明显。

　　（一）绝对购买力平价：2015年人民币均衡汇率为1:5.7

　　人民币的升值弹性计算的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5.7。2002-2007年，中国GDP累计增长84.0%，美国累计增长16.6%，相当于两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相差67.4个百分点。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人民币累计升值21%，既是对2002-2004年中国持续高增长的事后反应，也是对2005-2007年经济高增长同步反应和超前反应。据此推算，升值弹性为：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差3.21个百分点，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经济增长率很可能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回落到8%－9%之间的水平。四万亿投资计划的高峰已经过去，房地产调控至少持续两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将大幅回落，2011年投资难以维系高增长；出口受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原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难以保持高增长。

　　本轮经济周期后，我国经济“L型”增长将越来越明显。长期看，劳动、资源、土地、技术、环境等要素瓶颈的制约越来越强，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完善，制度创新的空间减小，产业升级缓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将从“库兹尼茨增长”转向“熊彼特增长”，2012年后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7-10%。

　　如果按照我国经济2010年增长10%、2011-2012年年均增长8%、2013-2015年年均增长9%计算，2009-2015年累计增长81.3%，而美国即使2011-2015年年均增长3.0%，2009-2015年累计增长为16.0%，相差65.3%，按照3.21的升值弹性估计，2015年人民币需在2009年底的基础上升值20.3%，即到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达到1:5.6754的水平。

　　（二）五大鲜明对比下，人民币升值外部压力加大

　　五大鲜明对比使中国正立于“不平衡”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从大国政治角度看：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为转移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缓慢等国内矛盾，纷纷将人民币汇率政治化，借口全球经济再平衡，强迫人民币升值。而从市场压力角度看，海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被强化。

　　从热钱流入的压力角度看：当月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当月贸易顺差和当月国际直接投资后的差额9月达到752亿美元，创有此记录以来的新高。热钱流入反映人民币升值预期，并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且央行买入外汇的对冲操作有推升人民币升值的可能，表明当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三）转型大背景下国内经济对升值的承受力提高

　　第一，对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的承受力提高。2010年上半年，欧元贬值20%导致人民币被动升值。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自去年11月以来的6个月里升值了4.8%。在欧元继续维持弱势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必然担心推动人民币升值是否会使得国内出口企业利润被进一步挤压，并对相关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减少甚至经济增长带来冲击。

　　以对欧盟出口为例，从中国海关公布的21类、99章、上千种产品的进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和欧盟之间，几乎每种产品都有来有往。但是，欧盟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单价大多比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的单价高出若干倍。这意味着在大多数细分的产品市场上，中国企业和欧洲企业分别位于高档和低档两端，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竞争。

　　许多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欧盟内部早就不再生产。因此，即便进口价格（中国出口价格）翻番，早已退出市场的欧盟厂商也不会轻易重操旧业。因此，欧元贬值不太可能导致进口产品需求的降低，这也意味着对欧盟的出口不会显著受到欧元对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其次，出口低端产品的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上遇到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位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在欧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的过程中，欧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了相似的幅度。这样，中国出口企业与周边国家出口企业在欧盟市场的竞争优势没什么变化，各自的市场份额也将大致维持。

　　从被担心利润受冲击的出口企业类型看，主要集中在那些没有高端贸易地位、缺乏专有技术垄断地位、专有知识产权、全球品牌、海外定价权及独立的海外销售渠道的加工贸易企业。表面上看，此类企业主要依靠中国低劳动成本生存，企业利润低，极易受到汇率升值的冲击。但细致考虑，占中国出口贸易比重近5成为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均由外部投资商提供，中国企业得到的是产品批发商与零售商价格差的分成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分成并不是由汇率及劳动力成本所决定的。

　　传统劳密型加工贸易企业利润低的根本原因是当前我国在国际分工地位中的弱势。但诸多劳密型企业并未因为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连续18%的升值而失去生存。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代表纺织业为例，从2005年汇改到目前，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呈稳中有升态势，由2005年之前的平均约3.1%上升到2010年5月4.26%，提高幅度达35%。这说明，升值短期内不是导致劳密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升值一旦到来，这一利润空间会在生产企业、批发商及零售商之间重新分配。

　　第二，中部崛起使人民币升值造成加工贸易产业外移的可能性降低。

　　对于人民币升值会造成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向外转移的担忧，一直是阻碍汇率制度制定者扩大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障碍。金融危机暴发后，制造业向中国周边国家转移的倾向更引起广泛关注。

　　从调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能造成的产业转移的区域取向看，除非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投资环境、劳工条件较中国国内环境更为优越，在短期冲击下，产业外迁的可能性才会逐步增大。但在当前印度、越南等国的能源电力、厂房设备、治安环境、劳工技能、管理能力、交通运输状况、贸易税收环境还没有迅速赶上的背景下，低端加工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的可能性较小，短期压力造成的产业转移更取向湖南、安徽、四川、河南等中部地区。

　　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是外资企业继续选择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要优势，且这些优势蕴藏巨大的成本降低潜力，乃至可以抵消劳动力等成本增长。因此，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有巨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仍然是世界产业分工链中重要的转移目的地。

　　第三，当前就业形势良好，对人民币升值影响就业的容忍度提高。

　　随着世界经济逐步从金融危机中恢复，我国就业形势也开始全面好转，劳动力市场供需两旺，局部地区劳动力供不应求。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今年1-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38万人，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为1572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26万人；截至6月底，全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0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88万人，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11万人，比一季度末减少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一季度末持平，低于近几年4.6%的控制指标，已恢复至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前的水平。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继续回升；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第二季度，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分别比一季度增加了15.7万人和41.2万人，劳动力供需两旺。更显著的变化是，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0，基本平衡，而历年同期一直是岗位空缺的少、求职的人多。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加工贸易企业总数有12.6万家，这一数字并未因2008年出口大幅下滑而显著减少，也反映了我国加工贸易面对冲击仍有较大的生存能力。

　　（四）预计2015年人民币升值到1:5附近

　　目前中国最具生产能力、储蓄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巨大人口，在走出“贫困陷阱”后终于形成生产、消费和资本形成能力的正向循环，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长期趋势。2008年，中国GDP4.3万亿美元，日本4.9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9.1%，日本经济增长－5.2%，如果不考虑汇率因素，中国GDP将达到4.72万亿美元，日本GDP将是4.66万亿美元，中国将超过日本；但受日元大幅升值影响，2009年中国GDP略少于日本。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预计全年略超10%。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终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大幅提高的重要标志。

　　大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其本币升值是必然的长期趋势。100多年前，伦敦是全球经济中心的时候，英镑和美元的汇率是1:4.86。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到1993年，这个汇率已经变成1:1.4，美元升值了三倍多。1971年，美元兑日元(83.17,-0.1000,-0.12%)的汇率是1:360，随着日本强大的经济地位逐渐得到世界认可，到1995年日元最高升至1:79。

　　无论从外部环境、内部环境还是购买力平价来看人民币升值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目前我国累积的贸易顺差已经高达1.46万亿美元，以改革初期的国内生产效率、生产成本、产品服务质量和购买力为基础的人民币估值面临着同100多年前的美元和30多年前的日元同样性质的重新估值机会。只要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不会因为政治或战争因素突然中断，人民币汇率重估到1:5这个过程必然要实现。

　　（五）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影响不明显

　　实证数据表明，中国的出口与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中国的出口本质上是由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国际分工地位及来自国外的需求所决定的，人民币升值不必然导致出口下滑。

　　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心主要在于担心出口受冲击。根据我们的观察，出口变动与人民币汇率调整并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我们将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与出口增长置于同一坐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人民币与出口变化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取决于外部需求而非汇率波动。

　　1995-2005年7月，人民币兑美元保持相对稳定，出口则由于受外部经济冲击呈现宽幅波动态势。2005年7月-2008年6月，人民币加速升值，同期出口高速增长。2008年下半年次贷危机以来，人民币再次盯住美元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稳定在6.82附近，政府加大出口补贴力度，但在外围市场需求降低的背景下，出口依然表现出大幅波动特征，出口下滑幅度甚于1998年。

　　贸易和汇率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关系，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国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人都以此为其立论基础，但这种关系实际并不那么严格。上世纪60－70年代，德、日都有巨额贸易顺差。但在上世纪的90年代，即便两国货币升值了，两国仍有巨额贸易顺差。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会更弱。原因在于：

　　第一，中国出口的是附加值很低的产品，不仅进口原料，还大量进口半成品和资本品。中国是先进口，再出口。如果汇率发生变化，会同时影响出口和进口。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非常便宜。在制造业，中国现行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3%。即便人民币汇率升值100%，也仅为美国的6%，仍然很有竞争力。如果是升值10%，几乎毫无影响。

　　第三，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离岸价格约为在海外零售价的25%。如果升值100%，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会上升25%；如果升值10%，就上升2.5%，也没有明显影响。

　　决定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应是来自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口的波动与欧美GDP走势具有一致性。欧美经济的复苏将继续扩大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从而对欧美出口有望继续维持较快增长。

　　（六）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口影响不明显

　　历史数据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进口增速间同样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2005年-2007年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进口增速维持在20%的水平，与升值前的增速基本相当，人民币升值对进口增速影响不明显，决定我国进口的主要是国内居民的购买力。

　　综合以上对未来5年我国出口和进口的预测，可以计算出每年的贸易差额。“十二五”前四年，我国仍存在贸易顺差，但顺差比“十一五”时期大幅减少，2014年顺差缩减至904亿美元，2015年将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保守估计出现约347亿美元的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