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高增长背后的高储蓄，无论是劳工荒，还是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差距，可以说，贯穿中国经济所有核心领域的问题都可能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12月10日，2010年中国经济国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在会议特别设立的“政策圆桌”环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与远道而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涛、多伦多大学教授朱晓东面对面，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劳工荒、工资上涨、刘易斯拐点等，这些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关键词，成为圆桌论坛上热议的焦点。

　　中国经济国际学术会议是由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顶尖学术论坛，一年一度的会议邀请的都是全球顶尖的学者专家，为的就是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和范式理解中国经济及其相关政策。 

　　中国劳动力紧缺吗？ 

　　“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欧美国家在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头疼，而国内劳动力市场关注的重点则是工资上涨和用工荒。”杨涛教授用三大表现来概括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工资上涨。近年来，中国的工资上涨速度确实加快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系列的报道，2007年1月的说法是：“中国工厂工人的工资已连续数年以两位数速度在增长。”杨涛表示，他的研究也发现，过去5-8年，工资上涨速度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要快，从全国范围来讲，平均增速约为7%-7.5%。 

　　其次是用工荒。在2003年、2004年时就曾出现，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之后，雇工难现象可以说一直延续，今年春节开始，媒体报道说珠三角工人缺口上百万，国外媒体也做了相关报道，《洛杉矶时报》的标题很有趣：“人口，人口众多的中国，没有足够多的工人工作。” 

　　“出现用工荒，开始是一种市场观察、心理压力，但慢慢会转化成政策倾向，这是第三个表现。”杨涛观察到，早在今年6、7月间，一些省份就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截至目前，几乎所有省份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幅度在10%-20%。国家发改委开始讨论新的收入分配问题了，《人民日报》也报道说应该提高工人基本工资以刺激消费，政策倾向已形成趋势。 

　　基于多年跟踪研究，袁志刚教授认为：“近年来，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确实在下降，或者说是在放慢，这说明农村的劳动力越来越不愿意出来了。”袁教授分析说，中国过去30年最大的成就是和平年代转移了2.3亿劳动力，这2.3亿劳动力从中西部转到东部，再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而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出来打工了。 

　　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工的年龄在下降，80后、90后成为主体，他们和上世纪70、80年代初期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想法完全不同。老一辈农民工想的是在城市赚钱，然后回农村造房子，而现在的农民工，有成为城市人的强烈愿望，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他们的希望愈加渺茫，因此，很多人自然选择在家乡就业。 

　　朱晓冬指出，相比资本流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还不够畅通，虽然方方面面的改革已经减少了流动限制，劳动人口流动的不畅给要素市场造成了扭曲。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吗？ 

　　“刘易斯拐点”是学者们谈论劳动力问题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该理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简单来说，经济发展初期，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普通劳动力工资能长期保持不变，但随着经济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用完，工资就向高攀升。也就是说，到了关键拐点，工资水平就会大幅上升，并且加速上升。 

　　不少国内学者都提出，用工荒、工资上涨等都指向一个事实：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在“政策圆桌”上，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在袁志刚看来，在承认刘易斯模型的革命性和创新性的同时，必须看到它的粗糙和不严谨。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时候是非常符合刘易斯模型的，而之后，刘易斯模型越来越不适用。刘易斯模型本身的问题是，高度简化了非常复杂的现实，并且把丰富的动态问题静态化。事实上，工资、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很复杂，其变动会受制度、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态的变化过程是渐进的。“根据一个本身有问题的模型做研究，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光凭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条件就得出拐点已至的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杨涛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观察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不能把眼光局限于最近五年、七年，而应该把观察时段拉长一点，判断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工资变化的趋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刘易斯的假说用来解释中国劳动力问题行不通，我的实证研究也不支持刘易斯的拐点论。”对于近十年来工资快速上涨的原因，他的解释是：一是因为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是因为过去十年中国的GDP增速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快的，达到年均11%。杨涛强调，这一时期，GDP增速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增长速度基本是同步的，相较刘易斯拐点论，工资上涨与GDP增速的相关度更高。 

　　工资上涨还会持续吗？ 

　　专家们认为，一味强调刘易斯拐点论，会导致一系列不良的实践结果，也会导致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错误预判。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最及时的纠正。 

　　杨涛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看法是：第一，今后几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会放缓。这和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工资要加速上涨的结论完全相反。因为根据他的分析，工资上涨与GDP增速相关联，未来几年，中国的GDP增长可能由金融危机前11%的高位下降至7%-8%，因此，生产要素价格也会随之下降。 

　　第二，和过去十年、二十年有所不同，今后的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上涨速度会趋同。原来的情况是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较快，但随着中国教育回报率一路攀高，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差距会缩小。 

　　第三，强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弊多利少。发达国家做过估算，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0%，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就会下降2%。杨涛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蓝领工人和低教育素质工人的工资提高，其另一作用就是把高教育素质工人的工资拉低，这无法进一步激励教育投资。他提供了一组数字：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份为8.4年，这一水平低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由此可见，中国的教育投资仍需大力推动，而强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此毫无帮助。 

　　第四，用工荒的出现都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因为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农业税取消，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却不断提高，大城市的吸引力在下降。 

　　第五，今后五年、甚至十年，中国仍然将保持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和泰国持平，并高于印尼等国家，但和马来西亚等国相比，竞争力仍然存在。 

　　袁志刚则坚持，中国经济要继续增长，劳动力就应该进一步转移。他认为，我国东部的制造业不应过早地转移出去，东部制造业需要继续集聚，向更高的产业水平看齐。而要促进劳动力继续转移，必须从户籍、公共产品均等化、住房保障、宅基地确权等方面入手。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教育及医疗日益均等化，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城市要素要进入农村和农业，使农业部门迅速现代化，而且现代化程度要高于制造业、服务业，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