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作为重要的民生产业，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首先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面作大贡献。执政为民，始终都要在“改善和保障民生”这一基本点上讲发展、谋发展。而在“发展”的问题上，从规划到各项重大举措，一切都应坚持实事求是。作为一个“老纺织”，我想就“五年计划”的问题讲两个相隔20年的小故事。

　　1957年  当了一回“冒进派”

　　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顺利收官的1957年，正值新中国建立初期，纺织工业在钱之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生产、建设势如破竹。纺织系统上上下下都毫无疑问地认为，即将开局的“二五”时期，将是中国纺织工业第二个“黄金时期”。

　　纺织部机关党委走群众路线，在这一年年初组织各司局开展了一场“二五”主要目标大讨论。我所在的纺织工业监察局，从一些老干部到年轻的业务、技术干部，对“二五”主要指标都很注意从实际出发，反对“拍脑袋”。大家仔细总结“一五”经验，计算纺织工业现有产能（棉纺750万锭），“二五”时期新厂建设、老厂扩建可能达到的规模（新增350万~400万锭），以及机器设备制造（棉纺织成套设备制造能力，“一五”末已达年产100万锭左右）、棉花供应（棉田保持在“一五”后期的8500万~9000万亩，棉花年产量可能达到4500万担左右）等等大账。结果，一致达成“二五”末年产棉纱1000万件（英制，每件400磅，即181.44公斤；1000万件，换算到公制为181.44万吨）、棉布100亿米的建议。

　　讨论定案后，局里让我代表机关在大会上陈述。开会那天，坐在当时的纺织部大礼堂台下准备发言时，我忽然灵机一动，把枯燥的数字“概括”了一下，提出了“千万棉纱百亿布”的概念。这样一改，上台后不仅语惊四座，而且使监察局这一本属“敲敲边鼓”的主张，引起了多位部领导的注意。

　　“千万棉纱百亿布”当时并不在高指标之列，可是千算万算，谁也算不出“二五”一开局就是“大跃进”的国民经济大折腾。一度吹到“7000万担棉花”的1958年估产，一再核实后，才退到公开报道的3940万担（收购3600万担）。事实上，这两项“核实数字”也是大有水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一来，不仅“二五”各项年增长率无望，纱、布产量也是连年跌在低谷。1962年棉纱产量65万吨、棉布产量25.3亿米，竟跌回建国初“经济恢复时期”的水平。虽然后来经过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调理，国民经济渐渐恢复，棉纱总产量在1969年上升为180.5万吨（基本达到1000万件），棉布在1977年上升为101.5亿米，初破百亿米大关，但那都是后来之事了。

　　后来，我一再反思此事。其一，如实承认“千万棉纱百亿布”在当时应归入“高指标”之列。其二，当时虽然有根有据的算了些大账，但这些大账却是以内外发展环境“一切OK”为前提算出来的，并没充分“留有余地”，而这正是制订发展战略之大忌。因此又必须如实承认，本人在1957年当了回“冒进派”。

　　1978年 又当了一回“保守派”

　　1978年初春，正值世界范围纺织业大转移出现高潮，中国纺织品开始大举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纺织工业部根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指示，在钱之光部长的亲自过问下，组织了一个由办公厅调研二处牵头的小班子，研究制订1978~1982年5年间大幅度增加纺织品出口创汇的专项规划。这项规划由调研二处处长张朴主持，我参与其中较多的项目研究。

　　中国纺织品在建国后二十几年间，着力解决的是国内人民群众的衣被供应问题。至于纺织品出口问题，只能放在第二位。而在海外市场开辟方面，也严重地受到限制。1950年时，全国纺织品出口创汇仅3000万美元。上世纪50年代，以“对苏、新出口”为主，1960年达到5.4亿美元。60年代受“大跃进”后遗症和“文革”负面影响，长期徘徊在4.5亿美元左右的水平上。“文革”后期稍有好转，1977年出口总值达到12.4亿美元。小班子在考虑了世界范围纺织业大转移、中国纺织品“对资出口”已有些基础、国家从政策上大力扶持纺织品出口等因素后，“大着胆子”提出了5年间使纺织品（不含服装）出口总值翻番，由13亿美元增加到26亿美元的方案。部党组留了一点余地，最后在上报国务院的方案中将目标定在20亿美元。后来实际执行结果，大大超过了20亿美元甚至26亿美元的原定目标。

　　1982年全国纺织品（狭义纺织品）出口总值达到25亿美元（24.96亿美元）；如果加上纺织部归口管理的针织服装、梭织服装企业的出口创汇，则纺织部口径的纺织品（广义纺织品）出口总值已达36.6亿美元。国家统计局口径的数字更大一些，达到44.45亿美元。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世界主要纺织品出口国家的行列。

　　后来，我调离纺织工业部政策、经济研究岗位，改行成了报业人士，不再过问纺织品出口问题的实务。但一遇到纺织品国际贸易问题，还每每会联想到自己也曾为打开纺织品出口大局面做过一些实事。

　　近年接连传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破千亿以至破两千亿美元大关的捷报，欣喜之余不觉反思：1978年我们这个小班子的建议方案，实在“谨慎有余，偏于保守”!保守在哪里？首先是对世界范围纺织业大转移的总趋势和影响度大大估计不足；其次是把考虑范围局限于狭义纺织品，而对“服装出口”这一块疏漏了。虽说这是当时的工业管理体制所致（服装业的主体部分当时尚在二轻系统序列），但终究是政策研究部门的保守心理在起主要作用。于是坦然地承认，本人在1977年还当了一回“保守派”。

　　历史经验是可贵的。纺织系统就“十二五”所制订的一系列战略目标、战略部署，着实令吾等“老纺织”欣喜。未来5年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必将更为光辉夺目。唯其如此，更需要纺织系统各级领导者，从发展规划的制订到实施，稳稳地掌好舵。学习新中国纺织工业奠基人钱之光老部长的两条成功经验：在方方面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纺织工业不放卫星，但求稳步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