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金融危机后最复杂的一年，中国经济在宽松环境下实现了坚实的复苏。而2011年承载的历史意义重大，因为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首启之年，所以政策将作出新的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
那么，201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到底如何实施？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将围绕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王健，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信息总监朱幼平。欢迎各位！
中国货币政策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
中国经济时报：从货币政策实施的目的而言，中国宏观调控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左小蕾：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合适调整，这是很大的进步。以前在时间点上把握得不好，现在把握得很好，去年第三季度的数据还没宣布的前一天就说要作出货币政策调整，因为第三季度很重要，第三季度经济增长9．6%，这说明连续四个季度中国经济都在均衡水平上增长，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了，然后在当天就宣布把利率调上去，货币政策及时转向，我觉得时间点把握得很好。当然也有一个无可奈何的方面，就是去年的钱发得太多了，如果去年发个7万亿，压力就小得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太多的钱进了房地产领域。
一定要把通胀所有的因素分析清楚，货币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货币政策用于调整合理的流动性，而且要动态地、不停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经济增长的态势已经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发太多的钱，不能刻意推动更高的增长，否则就会把通胀推上去。
易宪容：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无法通过有效的数据给出一个较好的预期。在我看来，货币发行过多，流动性泛滥是这一非常时期货币政策的重要特点。尽管这种政策货币宽松在危机时期对保持经济增长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这种货币政策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过多引起的，但过多的货币并非平均地同时流向各个行业，而是先流入强势部门或行业（比如楼市与股市），然后由这些行业去投资或消费来推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水平。关联行业价格上涨、收入增加后，又增加投资或消费，再对这些行业需要的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最终引致全面通货膨胀。
国家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政府干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王健：在我看来，政府干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随着全球实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和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直接压力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后，危机的不利影响和冲击明显加重，2008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降到6．8%，致使全年增长率降至9%，是7年来的最低点。伴随经济下滑，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财政减收，就业压力增大，民生问题突出。
面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灵活果断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迅速推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形成并实施“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干预政策，把扩内需、保增长与重民生、促和谐结合起来，把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等长远战略结合起来。到2009年底，这些应对危机的政策成效明显，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朱幼平：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机制发育很不完善，国家计划经济的色彩还相当浓厚，所以我们是转轨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种总效率不太高、资源配置不完全依靠市场的经济体反而能够躲过这场经济危机的冲击，故此就有很多人在思考：国家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不是对经济的运行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国家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我曾在1982年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混合经济体制是市场配置一部分资源，计划也配置一部分资源。但是为什么仍然会有计划配置一部分资源呢？这是由资源的特点决定的。有的资源配置依靠市场竞争，比如餐馆等；但是，有些资源是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用行政力量干预的话，可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更高，比如青藏铁路等，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还是需要政府干预的。当然，要看什么时候，比如，美国对很多企业尤其是搞金融创新的企业的监管不力，导致了金融危机，最后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以，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行政干预在一定情况下必须发挥作用。
中国实践对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中国经济时报：就现实而言，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遇到了哪些挑战？
王健：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及危机后各国政府均采取了政府干预政策，表明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局限性和政府干预理论的有效性。
国际金融危机是多年来发达市场国家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导致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结果。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结果，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从事实体经济活动、发达国家从事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业）活动的分工和交换格局。在发达国家内部，金融业的高收益和放松管制诱使金融业过度发展，为负债消费模式奠定了基础。这种模式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崩溃只是整个发展链条断裂的一个导火线。因此，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其影响从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
为了降低次贷危机对金融机构及经济的消极影响，全球各国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经济自由主义，实施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后，直到2009年下半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才由负转正。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有贡献吗？
朱幼平：中国之所以避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觉得有两道闸门：一是国外的热钱，即所谓的资本不能随便到国内来炒房地产等；二是银行的资金不允许炒股票，不允许进入资本市场。这两道闸门在一定程度上解了我们的系统风险之急。当然稀释的是效率，比如华尔街的金融杠杆的比例在危机最高时达到40多倍，我国的金融杠杆的比例不到10倍。因此一旦失去监管，就很快导致坏账，并且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国恰恰就是用这两道闸门卡死了，所以中国的危机在不同的金融领域是不能传导的。比如，我们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在涨，股票市场却一直在跌，因此没有形成一种连锁效应，我们牺牲了效率，但避免了大规模的危机。此外，我国政府采取了果敢措施，我感觉近些年来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是不错的。比如提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四万亿的投资等等，都做得很不错。这种政策的调整对避免危机加深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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