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西部地区制鞋业的步步紧逼，如何消化成本成考验

　　最近，东莞制鞋商郭建文（化名）到有“西部鞋都”之称的成都、重庆走了一圈，在这两座城市的火车站，他惊讶地发现，不少本地鞋企正在“拦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普工月薪2200元，一周可以享受两天的假期， 加班费另算，每小时多加6元。看到成都、重庆这些同行开出的招工条件，我吓了一跳，意识到今年招工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返回东莞后，赶紧对用工费用的支出计划重新调整。” 郭建文18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春节放假前，为了留住工人，郭建文已经将每双鞋的加工费提高了3元。但他了解到西部鞋企开出的工人薪酬水平紧跟上来之后，不得不再次上调加工费。“今年经过两次调整，每双鞋多付工人加工费10元，全年用工费用估计增加2000万元左右，我们已经将此笔费用加入新订单的报价中，平均每双出口鞋提价10元。假如客户无法接受，我们也只能放弃部分订单，反正目前缺工还比较严重，不急于接单和规模扩产。” 郭建文告诉记者，该鞋企普通工人月薪大多在2000～3000元之间， 有些技工的月薪更高些，现已返厂的工人有1600多人，尚有600人的缺口，这在东莞厚街制鞋企业中已算不错。有些鞋厂返工率还不足一半，不少生产线都在闲置着。

　　东莞是中国最重要的鞋产品出口基地，而东莞鞋厂又密集分布在厚街镇。厚街镇今年春节后首场大型鞋业人才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近200家鞋业类企业入场招聘，推出的空缺岗位有上万个之多，主要空缺的岗位是鞋业版师、针车熟手等。不仅有珠三角鞋业类企业到场，河南、四川等地的一些鞋企也来“抢人”。

　　本报记者了解到，最吸引鞋业工人眼球的依然是薪酬。前来应聘的工人问得最多的是工资多少，其次是加班多不多，再者就是工厂的伙食条件等。来自重庆的阿碧（化名）1995年到广东打工，曾在电子、鞋等多个行业呆过，月薪从1995年三四百元涨到目前的2700元～2800元，多时可以拿到3000多元。她告诉本报记者，现在留在东莞打工，主要是这里的工资还是比在重庆、江西等地方略高些，假如将来老家的工资水平与广东差不多，还是会考虑回家，这样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里的小孩。

　　工厂要稳住工人，提薪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因此也带来制造成本的节节攀升，海外采购商可能将订单往其他地方转移，尤其是大众鞋类的制造对成本非常敏感，世界制鞋生产基地一直在转移，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先是从北美转移到中美和南美，从欧美转移到日本，随后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上世纪80年代转移到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入21世纪以后，新的低成本国家如越南、朝鲜、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缅甸等也加入鞋业竞争，中国则出现“南鞋北上”、“东鞋西移”的现象。

　　台湾丰泰鞋业前总经理、台湾鞋业界技术及管理宗师级人物李清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耐克等国际大买家都在严格控制成本，现在美国市场上不少品牌运动鞋的售价都在100美元以下，部分鞋终端零售价与前些年相比不升反降，因此给代工鞋企的单价不会大幅提高，这导致代工鞋企只能不断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代工鞋企不会去长远规划发展，由于成本的上涨，现在留在台湾的制鞋企业已寥寥无几，而之前已转移到东莞的台资鞋厂，部分已再次转移到江西、成都以及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早点往这些地方转移的鞋厂可以节约一些成本，而迟转移的鞋厂也面临着招不到人的窘境。”李清课说。

　　目前，中西部地区制鞋工人的薪水也在水涨船高，让郭建文更加坚定了留在东莞转型升级的想法。这几年，他从之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多样的模式，通过加强设计等手段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并从代工转向自创品牌，一双鞋的出口单价从之前的七八美元上涨到二三十美元。

　　不过，即便如此，依然难以消化成本压力。去年，郭建文对工人的薪水上涨了40%左右，但因生产模式处于转换磨合期、工人效率降低等多种原因，产量反而从之前年产近200万双降低到150万双左右，部分货品不能按时交货，因此全年亏损1000多万元。

　　此外，他还遭遇其他诸多问题。例如，之前大批量生产时，向上游供应商起订量就是1000米，而现在可能只要几十米，很多材料商都不愿意供货。

　　“一些鞋厂往中西部转移，不排除到内地圈地的可能性，一边建厂一边开发房地产。对于真正用心从事制造业的企业来说，留在东莞升级还是有一定空间。东莞生产的出口鞋单价普遍比中西部的高，而目前中西部用工成本在紧逼东莞，物流成本也比珠三角高，但在产品质量、交货期等方面普遍不如东莞的鞋厂，压力不亚于珠三角的企业，一些之前转向西部下单的贸易商现陆续将订单转回到珠三角。”郭建文说，将加强管理、扩大内销品牌等来消化劳动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