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报道被炒得沸沸扬扬。

　　其实，我早在《新财富》2010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重工业化再度加速的背后》一文中，就认为“中国2009年的工业增加值估计超过2万亿美元，与美国相差不远，2010年则肯定超过美国，真正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高速增长，除了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这只巨手推动外，还有一个推手不容忽视，那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

　　中国成制造业大国外资功不可没

　　1976年的中国，被当局形容为“国民经济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如何让中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缺口自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为此，采取优惠政策来引进外资作为一种长期国策已沿袭了30多年。1979年至2010年，外商实际投资国内的金额达到10483亿美元（未包含投资金融部门），其中2008、2009两年，中国成为全球海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量第一的国家。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所欠缺的，不仅是资金缺口，还有各种技术和管理缺口。因此，利用外资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上，还包括中资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使自身的竞争能力得以提升。我们看到，从家电合资企业的纷纷设立，到中国本土家电企业的崛起；从大量商品依赖进口，到逐步进口替代，再到成为该商品的全球最大出口商，如大量机电产品等，例子比比皆是。

　　从2009年起，中国就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经从2009年的9.8%，上升至11%以上。然而，中国出口品接近一半是加工贸易，过去则超过一半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如此大的占比，与外商的跨国经营策略有很大关系，因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廉价薪酬成本和环保成本、良好的产业配套使得中国发展加工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1月份，我国共出口1507亿美元商品，其中外商出口占775亿美元，超过一半。即便是进口，外商所占份额也接近一半。

　　长期以来，外商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引进外资战略密不可分，正是外资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让中国步入全球化的行列，使得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如中国汽车销量从2009年起也是全球第一，但中国的汽车业更多是装配工业，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大国的大部分品牌，都已在中国成立了合资企业，而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寥寥无几，市场份额排名靠后、销量较大的不过是后崛起的民营汽车制造企业，如奇瑞、吉利等。但不管如何，国外品牌主导的中国汽车业，随着产量的不断扩大，带动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加工行业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钢铁、化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高速发展。

　　因此，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过程中，外资的作用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外资引进，那中国不可能成为制造业大国。即便是国内本土企业，也是通过向外商企业进行模仿、开展竞争而扩大经营规模的。如在家电企业中，通过引进国外的生产流水线，进行本土化升级换代，先后有长虹、海尔、格力等本土企业的崛起，从而使中国成为家电制造第一大国。

　　东亚的FDI对中国制造业推力最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累计1万多亿美元的FDI按投资来源地分，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规模是全球所有区域中最大的。比如，2007、2008年，亚洲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要占全球的59%，而日本、韩国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个地区对中国大陆的FDI就占到整个亚洲的87.8%。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投资多的原因，主要是其地理优势与传统文化习俗与中国大陆比较接近，都受儒家及佛教文化影响，其中文化习俗对投资地点选择的影响更大。比如，新加坡属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大陆的距离要远于东亚国家和地区，但其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规模却比较大。如果再加上新加坡，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FDI就要占到整个亚洲的95.5%。

　　当然，来自东亚地区的这些投资并不是出于援助目的，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的岛国或海岛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曾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增速势必下降，资本出现过剩，投资回报率下降，故只有通过海外投资来谋求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以日本为例，日本在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就进一步扩大了海外投资的步伐，产业空心化愈加明显，如日本三大汽车生产商丰田、本田和日产，其海外子公司所生产的汽车量要远远超过本土产量，其中日产和本田海外汽车生产都要占到总产量的72%左右。日本海外投资规模远超欧美，到2009年已经达到5.9万亿美元，为全球第一，同年海外投资收益也达到1300多亿美元。

　　因此，中国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必然趋势，而另一方面，又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过剩下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中国对外开放，融入到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之中，就注定了在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同时，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大国。

　　升级为制造业强国需靠民营推动

　　中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要成为制造业强国，还需要漫长而艰辛的努力。尽管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但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都需要研发方面的大量投入。中国在这方面投入总体还是偏少，2010年大约占GDP比重为1.75%，发达国家为2%左右。但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上，而在于研发体制上，10多年来，我国研发投入规模的增长还是很快，再过几年就可以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体制问题造成的大量无效研发成果，却不是增加经费可以解决的。

　　例如，现行的科研力量布局基本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从中央到省市虽逐级设立了科研院所，但其人员结构老化，冗员和离退休人员的费用挤占科研经费；高等院校大量扩招，带来教研质量下降。虽然财政在科研方面的投入逐年上升，比重并不算少，但由于经费下拨的方式有太多行政色彩，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而企业的研发投入则严重不足，在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费用超过科研院所，中国则相反。

　　以汽车业为例，以国企为龙头的中国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足2%，而国外企业一般在5%-10%之间。即便是财政部下拨给企业的科技三项费用，真正转为企业研发费用的也要打很大折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型国有汽车企业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制和生产汽车，但最终结局还是与国外汽车企业进行合资，依靠生产国外品牌的汽车来维持全国销量的领先地位。但民营的汽车企业如奇瑞、比亚迪等，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自主品牌的汽车，不仅能够在国内销量领先，而且还大量出口。

　　回顾这些年来那些做大做强的企业，那些快速成为行业龙头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如电信设备行业的华为、中兴通讯，家电行业的格力、美的，工程机械行业的三一重工、中联，电子计算机行业的联想，食品加工行业的雨润、蒙牛等等。而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体制机制上的优势是重要因素。只有在体制和机制具有优势的前提下增强研发投入，其投入产品比才能达到最大化。

　　中国目前正在开展的大飞机研制项目， 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由于盲目求快的心理以及研发模式的不成熟，曾遭遇过两次失败。虽然目前成败还难下定论，但多少次历史教训，不得不让我们从体制上进行反思──究竟是怎样的体制更适合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去年国务院出台的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虽然再度明确了国有资本应从一般性竞争领域中退出，但其细则却迟迟不见出台，即便出台了，如何去推动实施，又将是一个难题。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注入民间活力，这任重而道远。

（本文作者1996年进入原君安证券从事债券研究，1998-2008年先后担任原君安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现为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