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似乎越来越担心，中国经济政策的改变将很快推高美国的利率。这些担心是错误的。

　　在上个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政府已把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当作首要任务——目前，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低。如果这项计划取得成功，除了能够抑制中国过度依赖投资来促增长的危险倾向，还应当会缩减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中国的储蓄率正处在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即使消费增长只把相对储蓄率压低四、五个百分点——同时投资水平保持不变——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会被彻底抹平。

　　这会推高美国的利率吗？杞人忧天者认为会。过去十年，中国央行一直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买家，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它以此方式把中国的巨额贸易资金流入重新投回美国。杞人忧天者说，假如贸易顺差下降迫使中国缩减债券购买量，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将会剧减，美国的利率将会飙升。

　　然而，这一推论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上升不太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至少从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渴望提振相对消费，但实际上，消费占GDP比重在此期间甚至还从本已低得惊人的水平继续下滑。

　　中国政府将依然很难利用行政手段来提振消费。中国家庭消费水平之所以不高，是因为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之低。而制约家庭收入增长的，恰恰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元素。简言之，中国之所以增长迅速，主要是因为其制度和金融体系把财富从家庭部门转出，去鼓励和最大限度促进投资增长。

　　因此，除非这种转移发生逆转，否则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不可能上升；如果这种转移得到逆转，将必然导致投资大幅减少。而中国经济增长又严重依赖于投资增长。

　　在中国国内，人们就降低投资增长的必要性展开了热烈且偶尔带点火药味儿的争论。不过，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短期和中期增长大幅减速，它受到许多重要阶层的抵制。因此，如果消费占GDP比重真的出现上升，那么中国人也得在多年之后或经历比现在低得多的GDP增速之后才会看到显著的升幅。

　　不过，即使中国在短期内成功提高这一比重，上述关于美国利率将飙升的推论也存在着第二个缺陷。如果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出现上升，同时投资又没有相应减少，那么由此导致的贸易顺差收窄也未必意味着美国政府债券将面临需求不足。

　　乍一看，这或许有些令人费解。如果美国政府债券全球最大的购买国突然停止购买，收益率难道不会上升？会上升，但前提是中国政府减少购买的同时，美国政府债券的供应量没有下降。

　　然而，如果不断增长的消费导致中国贸易顺差收窄、美国贸易逆差相应下降，那么美国政府债券的供应量将随着中国的购买量一同减少。为何？因为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是应对美国增长缓慢和国内失业率高企的一种手段。

　　换言之，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目的是弥补由家庭和企业去杠杆化造成的内需疲软。如果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创造出同样的需求，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搞财政扩张。

　　不断收窄的贸易逆差就是那个“别的东西”。请记住，不断收窄的贸易逆差与增加政府开支一样，能对经济起到扩张作用。事实上，由于这类需求更多地由经济因素驱动、更少地由政治因素驱动，在扩大内需方面，前者很可能会有效得多。

　　美国贸易逆差的下降将导致财政支出减少，因为前者的扩张作用会取代后者的扩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对美元资产的净需求每减少一美元（等同于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变量），美国政府借贷也会相应地减少一美元。

　　因此，尽管北京方面确实将减少美国政府债券的购买量，但华盛顿方面也确实将减少美国政府债券的供应量。最终，中国的再平衡过程将成为对美国百分之百有利的因素。决定未来美国利率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潜在的经济增长和美联储(Fed)的反应，但中国的再平衡不太可能成为一项不利因素。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卡内基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