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说，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要回家，凤姐赠送一大堆礼物，其中有“两个茧绸”，这指的就是茧绸衣报。茧绸衣服是明清时期人民的日常穿着。茧绸由柞蚕丝织就，在一般人印象中，柞蚕产自东北，殊不知柞蚕放养、柞蚕丝绸纺织，在二十世纪曾一度成为世界性产业，其策源地就在山东。中国柞蚕丝绸出口的鼎盛时期，一度在同类产品占有世界贸易90%以上的份额。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柞蚕丝绸产量最多的国家。可以这么说，桑蚕文化在江南，柞蚕文化在山东。

　　柞蚕与桑蚕不同，不在室内养殖，而是在柞林中放养，因此又叫野蚕、山蚕。康有为《公车上书》中鼓吹以商立国，举“山东制野蚕以成丝”，敌洋人之货为例。他所说野蚕丝，即柞蚕丝。

　　明末清初以来，起源于山东泰沂山区的柞蚕放养、柞丝绸制造技术，迅速向省内外传播。茧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了中国人最喜爱的衣料之一。在清朝后期，柞丝绸又走出国门，在世界商战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柞蚕产业在清代勃兴，除了相关技术的成熟，与清代名人的表彰，也不无关系。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清初宰相、青州府益都县人孙廷铨《南征纪略》中的有关记载。

　　《南征纪略》是顺治八年，孙廷铨以礼部太常寺少卿，奉旨到绍兴告祭禹陵的旅途日记。他于是年四月廿二日从北京出发，绕道故乡益都，六月初三日，自安丘渡潍河进入诸城。次日，继续他的旅程。文中用了近千字记述了他在诸城石门村一天内了解到的有柞蚕放养、蚕茧缫丝及茧绸纺织的全过程。这段千字文，清人一般称之为“山蚕说”。曾被很多人所援用、隐括。清代诗坛泰斗王士祯曾作《山蚕词》四章敷衍此文，又在《香祖笔记》、《池北偶谈》、《居易录》中反复称道，将之比为清代的《周礼·考工记》。这段文字虽然略嫌古奥，但它作为山蚕之学的开山之作，对清代山蚕产业的勃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柞蚕产业的勃兴与清代服色的好尚也即当时的服装文化有很大关系。

　　清朝自称水德应运，以水胜明朝之火，而五行中水为黑色。其实不仅清朝，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也自命水德应运，服尚蓝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举李自成穿蓝布衣，乘乌驳马，作为他“十分朴素”的证据。李自成未尝不朴素，但他对蓝黑色的偏好，却另有意图。正如书名就与颜色较劲的《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金莺说“大红的要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有弦外之音。

　　清代蓝色，其象征与黑色同。《八旗通志》初集卷五《八旗方位》:“两蓝旗位正南，取水胜火。水色本黑，而旗以指麾六师，或夜行则黑色难辨，故以蓝色代之。”正蓝旗本在上三旗之列，顺治七年，顺治清算多尔衮，夺其正白旗归皇帝，升入上三旗，降正蓝旗于下五旗。

　　对明清服色的变化，我们也许有直观的印象。看演绎明朝的电视连续剧，朝臣服装一般色彩亮丽；看有关清朝的连续剧，无论文武都是蓝黑石青。

　　传统的山东茧绸，一般是由草木灰做解舒剂，然后抽丝捻线织绸。其风格粗犷，手感密糯。由于用草木灰做解舒剂，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使柞丝难以染色，所出丝线多为灰色，浓者近黑，浅者近青。蒲松龄《日用俗字·养蚕章》所谓“山茧、胡(槲)丝绸不等，不用酸瓮染深蓝”。孙廷铨《山蚕说》述茧绸有五善:“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不异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岁不败，三也；与韦衣处，不己华，与缫纨縠处，不己野，四也；出门不二服，吉凶可从焉，五也”。五善之中，除了形容布料紧实耐穿的第二善，大都与色彩有关。明朝末年就有人反感奢华世风而喜欢朴实的茧绸，清代茧绸的本色又无意中迎合了该朝的“国色”，所以其大行天下，也便不足为奇了。清代康熙帝曾用野蚕丝织绸制衣，亲自服之。清朝名相刘墉制衣也用山东特产的茧绸。他家在诸城九仙山麓的槎河山庄，那里就放养柞蚕。清代小说名著《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等，无一不提及茧绸。

　　至于茧绸在清末走出国门，在西方大受欢迎的原因，这可以用服装界一句名言解释:“黑色是永恒不变的流行色。”

　　民国以来，茧绸在国内外仍然受欢迎。1927年，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发表短篇小说《读〈易〉》，其中的惠子，穿着“青茧绸裤子”；自称是“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喜欢蓝青二色。1936年，其前夫唐纳第一次殉情自杀，留下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临走的时候，你说要买山东绸给我作衬衫。”用茧绸做的衬衣，保暖性特好。1976年，毛泽东去逝，其寿衣用料即牟平所产柞丝绸，可能也与他的夫人江青有关。

　　但自此，中国的柞蚕产业便开始衰落。其原因当然很多，与服色好尚也有重要关系。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我国人的衣着在色彩、质料等方面，都有了更加广泛的兴趣和更加宽广的选择空间。王蒙在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惶惑》，写主人公在三中全会以后，做了“好几套毛料西装”，对二十八年前“穿一身柞丝绸中山服，自以为是高级衣料”，已不以为然。而山东柞蚕产业，也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全面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