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温州为代表的长三角企业因断贷而停摆未几,珠三角的不少中小企业,也在悄悄上演一幕生死对搏的“大戏”。
“杜老板跑了。”10月末,广州一家担保公司的业务经理郭明在深夜打电话给总经理时,紧张得语无伦次。跑掉的,是其经手办理一笔担保业务的鞋厂老板——这是佛山南海一家经营20多年的制鞋厂,通过郭明所在的担保公司贷款900万元,但幕后还借有100多万的高利贷,因高利贷债主动用暴力催款,杜姓老板举家逃逸。
几乎相似的一幕也在顺德的一家经营钢材的企业上演。据本报记者获得的信息,就在上个月底,借有银行贷款和高利贷多达1亿资金的企业主突然销声匿迹。
高利贷还在大面积的蔓延,就像上述担保公司的总经理对本报所言:“几乎所有的担保公司都在做。”
实业资金转向
在经历了几年前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中小企业的坏时光似乎再次到来。
占全国外贸总量1/4的广东,聚集了全国最多的依靠外贸生存的中小企业。不过,时下的外贸形势已令不少企业“心寒”。在即将结束的广交会上采访机电、建材、电子、纺织、服装多个行业,业内人士无一不被订单的悲观预期笼罩。
按照惯例,秋交会将会远远好于春交会。但鲁泰纺织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朱令文表示:“订单情况去年好于今年,(今年)上半年好于下半年,剩下的两个月会更差。”
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做了多年制造业的老板早已“三心二意”。东莞大朗镇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刘明昊坦承:“只要有钱赚的,炒房、股市,包括现在的短期拆借,我都会做。比起做实业轻松多了。”据他透露,他有数千万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短期拆借领域。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近期在广州番禺做了一个民间借贷的调查,结果显示这种企业主对于做实业缺少动力的情况很普遍,只要有资金都会投入需求巨大的高利贷领域;而另一部分实力较弱的企业,在利润不断摊薄,几近无利可图,又遭遇银根紧缩、外围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流动资金紧缺更加普遍,吹旺了高利贷需求这把火。
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也表示,高利贷实际上就是炒资金,反映了实体经济非常虚弱,资金都在寻找投机领域。
疯狂的钱生意
高利贷盛行,对于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是一个可怕的信号。
广州一家担保公司的总经理介绍,广东今年以来实施了对担保公司的整顿,原有1200家担保公司只有300多家获得了融资性担保的牌照,当时就有人担心剩余的900家会转为地下钱庄。现在看来,这正在成为现实。
而对于高利贷,相关部门并无有效措施监管。高利贷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利率都在国家规定的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下,而事实上,高利贷实际利率高达月息4%-12%(具体看抵押物的状况而定)。其规避办法是,利率高出的部分,直接计入了借款原始金额当中。
利用这样的方式,近期出现在佛山的多起高利贷纠纷案中,法院的最终判决都对放贷方有利。而在源头上,这种两个人私底下协商就能成交的贷款业务也无法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据本报记者多方调查,高利贷的很多资金实际来源于银行。融资性担保公司往往通过“做现金流”的方式获取银行资金。所谓“做现金流”指的是,一家资质并不好的公司想通过担保公司担保银行贷款,担保公司就会与其商量,在银行放款后,扣除一部分资金留给担保公司用。
一些企业也参与其中,以自身资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但款项的实际用途则投向高利贷。小型公司实际很难直接从银行贷款,但放高利贷的诱惑驱使其想尽办法筹款。广州天河区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老板并无足够抵押从银行借贷,但还是通过融资性担保公司借款放贷。“即使通过担保公司借贷,融资成本高达15%至20%,但仍有高额回报。”他说。
沙子上的金字塔
高利贷在蔓延,崩盘的担心也在滋长。
在杜姓老板“人间蒸发”后,郭明连续一个星期都无法入睡。原本抵押物就不是很充足的贷款,一旦老板逃逸,担保公司将替其还款,即使拍卖抵押物,还将损失大半。
“这笔担保业务本身并无多大问题,只是他隐瞒了借有高利贷。半个月了,我们还是没办法找到他,只有到公安局报案。”据郭明透露,其所在的担保公司近期接连发生三起类似事件,公司上下乌云密布。
毫无疑问,高利贷资金链条上往往有多个环节,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会直接导致整个链条的危机。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760件,比去年同期增长36.9%,涉案金额比去年同期高出86.2%。
“大部分私人借贷,都选择知根知底的熟人,风险相对可控。”在林江看来,资金链条内部的纠纷或许不会大面积出现,但最让人担心的是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一旦发生整体经济的下滑,最先崩盘的就是高利贷相关链条。“从现在情况来看,欧债危机愈演愈烈,需求低迷已成事实。珠三角外贸出口企业众多,借高利贷的也是这些企业,(如果外围局势)深度恶化,后果将非常可怕。”
外贸企业的艰难程度,多家受访企业把其等同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脆弱的高利贷金字塔,只维系在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上,后果不只是信用体系,而且是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林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