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等词大家肯定已经烂熟于耳，但感觉要实现的难度较大，而实际上中国经济的转型早已开始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加上某些统计数据的失真，使人们仍以为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问题在于，更深层次的转型过程需要改革来配合，而动真格的改革又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国经济能否平稳度过转型期呢？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早已超过投资

　　从官方统计数据推算，今年中国GDP增长按支出法计算的最终消费额应该超过资本形成额，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靠内需拉动的格局将从今年开始呢？简单比较历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同比增速与GDP的同比增速，会发现自2004年起就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走势。这令人费解，既然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投资与GDP高度相关才对，为何统计数据上是负相关呢？

　　笔者判断中国现有的固定资产统计方法中层层上报的模式容易产生“水分”，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如国家审计署的《2010年审计署绩效报告》中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了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可以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至少被高估了3.5%，当然这只是被审计出来的部分，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再看一下官方统计中历年水泥产量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间的关系， 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为1.7万吨，而到了2011年，每亿元所含的水泥产量仅为0.67万吨，即便考虑过去10年水泥的价格上涨因素（按普通硅酸盐水泥价格涨幅计），也要比10年前减少一半左右。由于水泥不易储存和长途运输，更难以出口，故可以视为当年产量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了。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水泥需求量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是否也可以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的高估在不断增加呢？若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存在10%的水分来估算，应该不算过分。

　　与此相反的是，消费则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消费被低估主要是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前提（可参见笔者专栏《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了多少？》）。在实物消费中，食物和衣着等低端消费品被低估幅度较少，主要被低估的领域存在于珠宝首饰、化妆品类及奢侈品等消费中，这部分消费在支出法项目下被归为其他类支出，从数据看这类占比非常少，明显看出是被低估了的。笔者推测，被低估的实物消费支出占支出法下实物消费金额的4%-10%。

　　服务性消费的低估程度则明显高过实物消费部分，如文教娱乐服务、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这三项更为明显，其中居住类消费被低估，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上与西方不一致，如自有住房消费按成本法计算会比按市场租金计算有一定程度的低估。此外，还有许多服务性消费是无法统计的，如某些餐饮、娱乐、旅游休闲、保健和家政服务等服务业的子行业中，因为这些行业集中度很低，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占比很低，故被纳入全面统计范围的企业样本占比很低，限额以下企业的营业收入则通过抽样调查获得，容易被低估。按此估算，2004-2010年被低估的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服务性消费支出比例为18%-21%。

　　因此，实际上自2005年起，中国新增GDP中，最终消费比重就超过资本形成总额，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因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2009及2010年除外），其中，修正之后的2011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投资10个百分点。

　　现有经济转型模式的得与失

　　中国经济虽然已经由消费主导，但这种转型的模式实际上是在人口大规模迁移、全球制造业向中国集中和货币超发等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存在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开放政策下吸引FDI的大规模流入，行政主导下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速增长，土地升值，最终导致货币超发，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因此，实际消费的高速增长中，奢华消费占了一定比重，如2011年全年汽车整车进口103万台，同比增长28%，进口报关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40%，进口额增长远高于进口量增速，而同年国内轿车销量仅增5%左右。这一数据应该是非常真实的，反映出中国富裕阶层的消费能力已经超过欧美富人了。在奢华消费领域中，还有一部分是兼有消费与投资双重性特征的品种，如金银珠宝和古玩艺术品等，其每年的交易规模增长也非常惊人。

　　此外，在统计数据中还发现中国内地的奢侈品消费增速与澳门博彩业收入的增速具有很大相关性，而澳门博彩业的收入9年增长了10倍多，这主要由内地游客贡献，也说明了内地游客的收入水平呈现爆发式增长的现象。更令人惊奇的是，奢侈品消费与博彩业收入的增长曲线，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曲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前者滞后投资增速约两年左右。虽然很难证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澳门博彩业收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本人曾经计算出201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了7.89万亿，这被低估的部分，应该有一部分是灰色收入。而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或许主要来自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因为投资过程中的层层转包、虚报工程款或偷工减料等，都会构成灰色收入。如前所述，假定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10%，则2011年31万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至少被高估了3.1万亿。

　　这类奢华消费占了整个社会消费中不小的比重，从而也让最终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上升。依赖畸形消费来促进消费提升的模式，在经济转型中应该属于一种“失”。

　　另一方面，自2009年以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中高收入群体，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低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应该有关。中国约80%属于低端劳动力，他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于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应该是有明显推动作用的。2010年开始的新一轮通胀，实际上也是以食品价格上涨为主要特征的，其中，农业劳动成本的提高与低端劳动薪酬的提高共同推动了蔬菜和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人口结构中的老龄化趋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速度的放慢、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增加、资本从短缺到过剩、高收入群体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增加等等因素，都会导致低端劳动力薪酬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消费，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而这些并不是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这在西方国家的经济高增长后期也都曾经发生过。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得”在于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增长、社会维持稳定，从而使得货币传导和产业升级以及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能够顺畅进行下去。而所谓的“失”，主要是经济高增长中的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没有得到有效管理，与经济增长相配套的改革步伐明显滞后，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改革能否有效推进决定经济转型成败

　　为何说中国经济目前经历的转型是“跛脚转型”呢？因为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凸显，这与日本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转型有太多的差距。比如，从贫富差距角度看，中国目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为3.2倍左右，而日本70年代中期最富裕地区与最贫困地区的收入差距仅1.6倍。再如，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为3.32：1，几乎是全球最大的，中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与最低收入10%的差距为24:1（笔者估算），而日本70年代经济转型期的这些差距都要远低于中国。其他成功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转型阶段，也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如此之大结构性问题。这方面，我们可以从美国、德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案例中得到印证。

　　一般而言，经济增速的放慢是有利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而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后，也将步入7-8%的增长阶段，伴随着经济增速回落的，将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收敛、区域间发展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金融的去泡沫化、人口老龄化，等等。随着这一中速增长阶段的持续，原先在高速增长中没有出现的社会问题就会显示出来，如失业率上升、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大幅降低，而财政支出则大大增加，由此导致财政赤字的上升。这就增强了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行政体制、税收体制、养老体制和金融体制等改革的迫切性会提升。

　　而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高增长，除了一部分是市场经济下产业转移的原因外，另一部分则是行政主导下的投资活动，如与城镇化战略相伴的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项目），这将继续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最后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使这类投资不得不终止。因此，盲目投资所带来的虚假繁荣最终将会逐步消失，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也必须进行改革，投资应该由民间主导。

　　从历史看，改革只有在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推进，在经济高增长、社会高就业、财政收入高增长阶段，理性的改革设计和呼吁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在目前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的趋势下，改革的倒逼机制正在形成。然而，改革是有成本的，即要对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再调整和再安排，因此改革的阻力也是很大的。

　　如果以2000年为界，则不难发现，2000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举措要明显多于2000年之后。假如长期缺乏改革举措，那么，一旦改革启动，其阻力也会远大于经常改革的年代，因为不少制度上的陈规陋俗和经济上的利益格局不仅早已形成，而且已经固化了。今年以来，方方面面的改革举措已经初现端倪，这应该是良好的开端。但能否顶住阻力，有效推进下去，不至于半途而废，则攸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