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迹象表明，一些国际品牌已经或者正在把他们的加工部分转出中国，转到东南亚一带。

　　代工厂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其超低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当地采购的廉价原料，低租金等。而现在，这些所谓的“优势”正在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以棉花为主的原料价格，包括厂房租金、石油、橡胶等持续飙升；另一方面，是代工厂工人反抗过度加班和超低薪酬的事屡屡发生。在2010年以前，中国还是耐克的最大代工国，而现在，耐克代工厂已经向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耐克历年年报显示，2001年，中国生产了其40%的鞋，排名世界第一，越南只占13%；到了2005年，中国的份额降至36%，越南升到26%，排在第二位；2009年，中国、越南分别以36%的份额并列第一；2010年，越南的份额升至37%，超过中国的34%。

　　耐克在中国的代工厂，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山东青岛、江苏太仓、江西南昌和台湾等地，其中大部分属于耐克的大代工商宝成所有。宝成由蔡其瑞于1969年在台湾创立，不仅代工耐克，还代工阿迪达斯、锐步等国际运动品牌，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最大代工厂。

　　对于代工厂，尤其是像宝成这样的大代工厂来说，一般会面临两大问题：

　　一是成本敏感度非常高，因为供货量大，单位成本一点点微小的变化都会对最终利润影响巨大，因此，代工厂一般具有从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迁徙的特性，在代工厂发展的历史上，其从未停止过区位转移，从北美到南美、日本、韩国、台湾，一直到现在的内地东南沿海(即将成为过去)，然后是越南和印尼(代工厂的下一站)。据耐克网站介绍，运动鞋对劳动力成本尤其敏感，企业必须把劳动力成本控制在24%以内，才有竞争力。

　　二是对于生产时间的要求颇为苛刻，尤其是运动鞋代工，因为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鞋型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产品的销售期随之缩短，这对代工厂的反应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以往的5～6个月交货，一直到现在的3个月左右便要交货。这就意味着代工厂必须缩短生产流程，提高反应速度。

　　在中国，成本的不断上涨逼迫耐克代工厂向越南等地转移，同时，因为代工厂利润空间缩小，一些代工厂开始少接订单，直接导致耐克某些鞋型缺货(众所周知的是，耐克常年存在缺货问题)。而另外一些代工厂则要求品牌商涨价，以应对成本上升。

　　对于耐克这样强势的品牌来说，这种要挟似乎不足为惧：你不做，自然有人做。但是面对掌握着耐克绝大部分订单的超级大代工商，耐克谈判的资本显然不足。

　　2011年年初，耐克表示要提高大部分产品的价格。耐克发布的2011年第三财季业绩报告称，该季度营业收入增长5.2%，但由于石油、棉花、人工成本和运费上涨，耐克的毛利率不高。耐克高管称，为了缓解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只有提价。

　　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手中没有掌控生产环节，耐克间接地被大代工模式“挟持”。除了不得已的涨价外，缺货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耐克。在东莞流行着这么一句话：“东莞塞车，全球缺货。”

　　除此以外，对于成本环节的失控，使耐克利润走低。耐克日前公布的2012财年第一季度(2011年6月至8月)业绩，大中国区收入同比增加15%，税前利润同比增加4%，其中税前利润增幅创下耐克大中国区最近5个季度以来的新低。另外，耐克2012财年第一季度整体存货金额达到31.07亿美元，全球存货金额同比增加41%。这个存货金额与2006财年以来的耐克历年存货金额相比，处于最高水平。

　　从存货金额看，耐克如今似乎又面临着2008-2009年存货金额大增的问题，耐克为它的涨价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以中国市场为例，由于耐克上调了产品价格(大约8%的涨幅)，促使存货大量增加。

　　一环扣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上游成本的增加如同开启了一个魔咒，链条反应正在继续，镜子转过了另一面，市场形势让耐克难以乐观。

　　另一方面，直接选择在品牌发源地制造，是一些新生代服装品牌的做法。

　　在CHIC2012上，笔者采访美国参展品牌Hudson，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美国制造”。 

　　目前，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已成为美国最大的服装和纺织品制造地。

　　根据加州时装协会主席ILSE Metchek在近期举行的一次行业会议上说，洛杉矶服装和纺织部门的盈利从1997年的228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03亿美元，尽管同一期间劳动力减少近一半。 

　　南加州地区与纺织品和服装相关的制造业部门，包括奥兰治县(Orange)和圣地亚哥(San Diego)，在1997年雇用207318工人。但是这个数字到2010年减少到128148人。 

　　可以说，美国刮起了一股“服装当地制造”的热潮。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研究公司总裁帕姆说：“公众更关注商品的产地以及消极的贸易平衡对整个政治局势的影响。消费者们认为本地制造的商品对自己、对商品品牌、对国家都不利。”而近日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美国消费者对于当地制造商品的态度正在逐渐改善。

　　同时，由于失业人口增多，奥巴马政府也鼓励企业把工厂设在美国本土。截至2011年5月，美国的失业人口比重上升至9.1%。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不久即表示，将来，美国可以通过重建它在制造业的能力而取胜。他说美国将拿出20亿美金投放在职业培训和就业上。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服装制造方面的就业率在最近几个月有所上涨。当局曾预计由于产品进口和技术的改进，这样的就业率可能会平稳下降。

　　在某种程度上，要想走出长期的经济困境泥沼，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制造业，服装制造业的最小公分母也许只是做一件T恤。加州时装总会的会长艾尔斯说：“在提高就业率方面，服装制造业确实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但是，当地政府也需要通过在税收减免、设备融资、培训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多做些努力来刺激服装制造业的发展。”

　　纽约当地设计师约尔里·邓也同意美国服装当地制造这一做法。她致力于通过这些服装制造企业为当地服装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把产品投放到纽约市场。公共空间设计组织和美国服装设计委员会之间的合资企业将为当地政府提供一些帮助重建服装制造业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具有针对性，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一位以设计高端服饰而著称的设计师说：“人们往往过于关注自动化和技术方面的产业，但服装制造业实际上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潜在产业。”今年9月，约尔里•邓把她的公司搬到了纽约服装区的同一座大楼里，作为她的设计和生产的办公室，这一现象也充分说明了工人、工厂和供应商这些环节越是贴近，利润就越容易实现最大化。

　　同时，基于速度、质量控制和成本利益，美国的制造业也越来越吸引大的服装企业了。在仅仅两周之内，洛杉矶的单一品牌就可以为内曼马库斯百货公司提供800件丝印连衣裙，现在他们的90%的产品都是当地制造的。“近期，我们也把更多的我们制造的产品卖向中国。”一个拥有价值15亿美元品牌的设计者兼创始人葛丽娜说。

　　凯恩创立了一家服装公司，他说：“与在国外制造的产品相比，每件连衣裙在价格上只相差1美元，同时，在质量和时间的控制上也方便多了。我们还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以保证国内的工厂正常运行。”凯恩与妻子在1979年一同创办了这个价值100亿美元的女装品牌。后来，特别是在近期中国经历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之后，他们意识到，其实当地服装制造的经费不比在中国生产贵到哪里去，于是他们决定把工厂搬回美国，在当地制造服装。凯恩更换了服装标签之后，服装上“美国制造”的字眼变得尤为明显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与法国品牌。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零售商服装委托生产、运动用品生产商加速建立“中国+1”的海外生产体制，即在中国以外，在东南亚国家建立另一个生产基地。出现这一动向的原因：一是企业分散生产基地以应对紧急增产或用工荒等突发情况，保证稳定供货；二是回避中国人工费增长等风险。 

　　伊藤洋华堂的功能性内衣生产95%在中国，2012年，计划将部分产能转移至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预计在华生产占比降至75%；零售巨头UNY计划至2014年将在华服装生产比例从74%降至65%，在泰国生产比例从9%提高至13%；爱世克斯 (ASICS)和水野（MIZUNO）降低在华运动鞋等运动用品生产比例，扩大在越南、印尼生产规模。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1年自中国的服装类进口比2007年减少10%以上，从东盟国家进口则连续8年增长。报称，为躲避中国人力成本急剧上升，企业加快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生产，但东南亚廉价劳动力优势有限，成本上升风险也在增大。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未来，法国服装不再是“中国制造”的天下了。虽然中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服装第一大出口国，也是法国第一大服装供应国。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再加上路途遥远、运输费用较高，法国现在正在寻求成本更加低廉的替代地。

　　法国对中国纺织服装的进口额在2011年前11个月增加了7%，但减去升高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只增加了4%。而对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进口增长幅度却达到26%和29%。

　　中国服装加工业工人工资已经涨到每月180欧元到300欧元，与白俄罗斯大致等同，突尼斯为160欧元，而马达加斯加仅为50欧元。越来越多的法国服装品牌，如艾格、小船、西里欧，都开始在这个小岛上建立加工地。

　　除了工资外，运输效率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法国的服装品牌们开始就近寻找加工地：东欧、地中海地区、马达加斯加。有“欧洲的中国”之称的罗马尼亚就已成为法国在欧洲最大的纺织服装供应国。

　　另外，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劳动力的短缺，也使得中国企业不愿与欧洲的中小服装品牌签订长期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