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次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滞胀，经济大调整，产业转移。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轮较长时期的滞胀，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开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此时打开了国门，开放国内市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初步起飞。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这一时期，中国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发上海浦东，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同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改革的力度更大，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过热的同时，进一步开发国内市场，启动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投资环境得到很好改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
 
　　第三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欧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01年加入WTO，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借助这一契机，中国进一步根据国际贸易规则改革国内规则，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911事件后，由于反恐的需要，大国加强合作，欧美空前团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中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终结了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20多年“大缓和”的繁荣周期，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困境，新一届中国政府面临很大考验。由于危机的冲击，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对外经济政策趋于保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逆转，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及此前，加入WTO所带来的“外贸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国内改革。如果仅仅是全球化的外部环境逆转，我们还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来弥补；如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发生逆转，国内改革向“左”转向逆市场化的方向，那么两个逆转的叠加将把中国经济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巡讲话推动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方向都通过重大的制度变革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是一次以货币膨胀换取经济复苏的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没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大规模的货币膨胀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将不断显现。中国经济要获得重生，必须进行深入的制度变革和转型。未来的决策者，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依照目前的观察，城镇化、社会政策、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可能是未来政府经济工作的四个重点，而城镇化则是最主要抓手。推动城镇化将带动整个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同时也必然要改革传统的土地制度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其里程碑意义可谓巨大。医改、社保等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已经得到很大推进，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将是未来深入推进的重要领域。而资源能源价格等生产要素价格及其形成机制的改革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基础，只有这项改革启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证。分配制度的改革十分紧迫，国企改革、税制改革也必然触动各方利益，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放松国家管制和政府干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市场化，与世界经济接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种“自发”式变革，其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未来的改革，依然是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但会有更多“顶层设计”的色彩，其过程是由国家管制转向国家治理和政府服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目标是实现“良治”（good governance）。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良治”是政府机构为了国家和全球的共同利益，通过合理的、连贯的、广泛的程序，确保管理机构高效和民主地运转。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经济社会变革的制度红利正在逐渐释放完毕，当代中国缺乏改革的动力，或者说缺乏形成改革动力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具备改革共识，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人心思变”的时代，每个社会阶层都在强调改革，也都认识到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出路。但是，各个阶层的共识是不一致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下缺乏改革共识，因为一些强势阶层没有改革动力，并对一些领域的改革设置障碍。中国经济的风险并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不在短期问题，而在长期问题；不在国际，而在国内。
 
　　对于未来的决策者而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蜕变”，中国需要重新积聚改革的动力，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转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强力干预经济，而是为市场运行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惟其如此，国家才能实现“良治”，中国经济才能迎来第四次发展机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