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将在今年10月关闭其在中国的唯一直属工厂，这一位于苏州的工厂拥有160名工人。

　　阿迪达斯的发言人称，这是重组中国业务的一部分。他说，将把产品外包给其他中国制造商，该公司在中国大约有300家供应商。

　　上述消息的释放引发了中国代工者转型的热烈讨论。

　　阿迪达斯在华最大的供应商台湾永京集团高层8月14日告诉本报记者，阿迪达斯在华的采购一直在逐年缩减，在华的采购额占全球采购的比重已经从十年前的60%下降到当前的30%左右。

　　无独有偶，阿迪达斯的最大竞争对手美国耐克公司在华的采购也呈现出同样的曲线变化：1985年从中国台湾逐渐转向中国大陆的广东和福建采购以来，2005年，耐克还有70%货值的产品采购放在中国大陆，而2011年5月，在中国大陆的采购份额仅剩下34%。

　　数字的背后，实则是中国外贸转型升级这一大课题——劳动力价格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传统的代工模式也已经难以为继。

　　比如，加工贸易转型的讨论在2004年之后已不鲜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外贸系统对加工贸易的讨论随着系列紧缩政策的出台达到高潮，2011年，几部委出台政策，给予加工贸易重镇的珠三角三年时间让其自主完成加工贸易的初步转型……

　　这一既有市场推动亦有政策推力的外贸转型中，民资、国资、外资三类代工企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转型镜像。中国的外贸结构中，民资和国资是一般贸易的主体，而港澳台资为代表的外资则是加工贸易的主体。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中心副主任肖鹤飞表示，从珠三角外迁、从外销转内销、从简单代工向上游研发延展，这是摆在代工厂面前的三条转型路径。

　　民资vs国资：艰难的内销尝试

　　南海的新怡内衣算是从代工厂转型内销的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稳步的内销拓展计划使其历时10年的转型已经收到明显成效。

　　这家依靠欧洲订单发展了二十年的出口商，在2000年启动了内销计划，十年时间其内销比例已经从最初的不足5%调高至超过65%。

　　该公司总经理陈伟强告诉记者，日益微薄的加工利润使得工厂生存日渐艰难，服装行业中3%左右的出口利润，与超过15%的内销纯利润相比，逼迫企业选择了市场转型。

　　实际上，新怡的内销启动虽早，真正的转型却发生在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后。外部订单的急剧萎缩逼迫陈伟强必须重新找出路维持工厂的运转，2009年，他推出了公司的第二个国内品牌，当年即实现4000多万的销售额，部分弥补了欧洲订单下滑的影响。

　　自此之后，陈伟强开始逐年大幅调高公司内销的比重。

　　国资背景企业的内销尝试就不那么容易。广东省一家国资背景的大型纺织服装出口集团高层告诉记者，旗下两个内销服饰品牌推出多年却始终未能实现盈利，该集团亦是中国最大的服装出口商之一。

　　他说，最初创建内销品牌也是为了呼应地方政府要求企业创品牌的思路，品牌每年的维系费用多则3000多万，少则一两千万元。“过去一直依靠出口的利润来弥补内销的亏损。”他说，而近几年外需的萎缩使得内销的品牌维护费用也不得不节节缩减。

　　广东另一家国资背景的轻工产品出口大户高层告诉记者，多年前也曾费力开拓过内销。“集团的鞋、水暖设备、牛仔裤都亏得一塌糊涂！”“发了货却收不到钱”是这些买卖失败的直接原因，为了追讨货款，公司甚至成立过追债小组。

　　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安全因素，内销的利润远远高于出口。他介绍，同样一个笔记本，如果出口价是1元人民币，转做内销可能要卖到两元。简单看来，利润是高了，但这只是“画在纸上的饼”，能否兑现都很难说。

　　金融危机之后，该集团略微涉足了一些边缘的内销业务，期望尽量参与国内大宗商品流转的环节中。比如，他们把一些中小企业对纸张的需求集中在一起，这些企业大都与该集团有业务往来，收取定金以后，集中向大纸厂议价，这一尝试不仅仅赚取了费率，也缓解了集团资金压力，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以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慢慢涉足国内市场”。

　　上述三位受访人士在谈及内销的转型尝试时，都一致认为，民资的出口商更容易调整和转型，体制性的因素不容忽视。

　　前述国资出口企业高层说，民企的压力仅仅来自市场，企业负责人拥有充分自主权，而国资企业高管则是两头受压，要考虑市场和企业未来，更要考虑国资委的种种短期的考核指标和任务，“比如内销转型，短期内并不会有利于完成企业上缴利润等

　　各项任务，以至于企业层面也无足够动力来真正推进各种转型”。

　　他说，比如当前糟糕的外需背景下，企业应该采取收缩战术，但事实上上级单位仍然要求企业将精力放在主业上，且目标任务未有明显调整。“欧债危机蔓延的背景下，说增长几乎就是空谈。”他说。

　　事实上，除了转向内销，扩大进口以及业务多元化的尝试也是国资类企业转型的方向。

　　一份广东省扩进口的汇报材料中，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2011年30.6亿美元的贸易额中，进口就有7.4亿美元，而今年的进口目标为9亿美元，进口额近两年几乎都维持着30%左右的增速。

　　“三旧改造”（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同样成为珠三角国资出口商们转型的机会之一。这一广东省从中央争取到的特殊政策有望给广东增加2000公顷的建设用地。大型的国资出口商们拥有的旧厂房正纳入了“三旧改造”的范畴。

　　前述国资企业高层在采访中均提及三旧改造可能带来的机会——企业的资产有望增加，可能会介入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实际上，广东的部分大型国资出口集团已经介入楼盘的开发，不过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更多还只是财务投资。

　　外资：去留的困惑

　　中国外贸中的外资成分主要盘踞在加工贸易领域。以加工贸易重镇广东为例，该省的加工贸易额占进出口额比重大约在六成左右，而加工贸易中，外资占比超过八成。

　　广东省外贸系统官员介绍，通过这两年的调研已经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了大致的分类，代工企业顶端是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放在珠三角的生产环节，这部分企业依赖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类工厂候鸟的特质无从谈转型，只有生产环节的迁徙，我们的思路是分类指导，争取他们能逐步把研发等环节放到国内。”

　　他说，广东省采取系列政策措施推动转型的主体其实是港澳台资以及民营资本的加工贸易企业，这类企业能否完成从低端向中低端产品生产的转型至为关键。

　　上述台资永京集团亦是代工者中的典型。

　　台湾永京集团上世纪80年末到珠三角设鞋厂以来，原本是生产主力的广东地区的数家工厂近两年产量上几乎已经没有增幅，而江西、湖南、越南、印尼等地的工厂产量却在大幅地增长。该集团是阿迪达斯和耐克公司在华的主要供货商之一。

　　产能迁徙和调整要追溯到2004年。当时，耐克这类的采购商虽然已经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采购国，但是其全球采购版图中，劳动力更便宜的越南、印尼等地的采购份额正在急速上升。采购商们在新疆土的开拓中发现，不论是生产效率还是工艺水平，东南亚等地工厂仍然比不上珠三角的工厂。

　　让珠三角的工厂主们去经营、管理越南等地的工厂，这一想法开始发酵。

　　在经过数年的采购经验积累和深度分析后，这些大型的跨国采购商们开始推动永京这类的台资鞋企赶赴东南亚投资设厂。

　　当前，永京集团每月的产量中有一半来自境外工厂。

　　上述高层说，面对国际需求的萎缩以及中国大陆越来越昂贵的劳动力成本，外资工厂们面临三种选择：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境外去开厂，到劳动力成本略低的江西、湖南等内陆地区去开厂，或者直接收拾包袱关闭工厂。“现实中，大部分台商选择了第三条路。”当前越南等地的劳动力成本还不到中国大陆地区的一半。

　　同为台资的制鞋企业的南海金履鞋业总经理刘坤说，劳动力成本已经从2008年之前的1000元左右，上涨至当前接近3000元，然而这样的薪酬仍然很难留住工人。就在近年的几次大陆台商聚会上，不少台商都已经萌生去意。

　　刘坤本人在大陆已经不再追加投资，有订单则维持着工厂运转，让其自然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