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已经出现了“极度疲弱”的状态，而7月份近乎零增长的出口数据（实际增长1%）同样让人忧虑重重。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这当然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而更不该掉以轻心的是：出口涨幅回落的速度，以及目前国际、国内对中国商品出口的不利环境。

　　必须看清楚，欧美依据自身特殊的理由，竞相大力度、长时间地放松货币，这是汇率竞争的典型特征。而汇率竞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赢得自身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点在欧洲显得尤为突出。最大看点是德国，如果美国纵容日元贬值，而欧元却相对升值，那德国与日本同构的商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地位。

　　欧美日之间的特殊而美妙的关系，以及它们通过不同的手段压制人民币升值，必定对中国商品出口构成巨大影响。别忘了，2002年底，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是全世界第一个向中国人民币发难的人。 2002年12月4日，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他说，“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 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从那时起，人民币升值问题渐渐变成西方势力共识，而开始向中国政府施压。

　　更荒谬的是：无论是2003年之后、还是2010年之后，西方势力不断压迫人民币升值的过程，恰恰是他们滥发货币（包括通过金融创新促使全民放大信用――衍生货币）的时候。其结果必定是美元、欧元、日元相对人民币贬值，而人民币不断升值。

　　货币升值的条件是什么？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无论是2005年之后，还是2010年之后，无疑都是西方货币宽松，而中国货币紧缩的过程。我们曾多次指出：人民币不能无度升值，因为西方以贸易顺差过大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错误的，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利益立场，必须以强大的舆论向全世界解释清楚，为什么用贸易平衡确定货币均衡点是错误的。

　　但遗憾，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此我们重申，“用贸易平衡确定货币均衡点”这个错误在于：这个理论出现时间是经济尚未全球化的时期。那时，各国经济结构有着强大的同构性。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生产同样性能商品，那谁的货币低估，谁的商品就便宜，就会赢得更大的市场。但全球经济一体化改变了这一理论。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变成了互补性经济，中国生产的商品美国、欧洲、日本不一定生产了。尤其是当中国被定位为“世界加工厂”之后，中国加工贸易是在替别人做嫁衣，但却创造了大量刚性顺差――加工贸易的顺差――中国加工企业进出口顺差是加工费的体现――一定是顺差，否则意味着免费加工。

　　资本项下顺差也一样，加工国一定是跨国公司资本的接受者，所以一定是顺差。在此背景下，我们一直大声疾呼：千万别上当。汇率平衡点只能关注一般贸易，而必须剔除加工贸易顺差。中国一般贸易早已经是逆差，这说明中国人民币汇率高估。

　　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被无知学者误导，接受了早已过时的、贸易平衡决定汇率的理论。现在甚至希望人民币一直升值到“贸易平衡”――贸易顺差为零为止。这意味着，中国在用一般贸易逆差去对冲加工贸易顺差；这意味着，人民币严重高估，加工贸易企业将无法生存。

　　今天的出口贸易现状恰恰证明了我们当初的判断。反过来我们看看德国，尽管其经济也遇到了外需不足的情况，但其生产企业并未伤筋动骨，德国政府通过在欧债问题上大作手脚，成功地维系了欧元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原材料成本受到欧美滥发货币的影响而大起大落，中国劳动力成本受到富士康影响而大幅攀升，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扑簌迷离，中国的企业财务成本大幅攀升；加之发达国家经济疲软，需求前景暗淡，贸易保护手段招数频出，中国传统加工业向其它国家转移；在此条件下，中国企业如何敢于在外贸方向加大投资？如何敢接外贸加工的大单、长单？

　　所以，稳增长对于现实条件下的中国而言，绝非易事。甚至不是政府政策可以立即拉动的领域。怎么办？这首先取决于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让过度升值的人民币汇率回到其应有的均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