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会议独具吸引力，实际上，正是两年前相同的会议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率先释放了强烈的宽松货币政策信号，使得其后11月推出的QE2显得顺理成章。本次会议上，伯南克发表题为《危机以来的货币政策》的演讲，其中他率先肯定了早前两轮QE实施的效果，而又谈到当前就业低迷、通胀无忧、以及面临财政悬崖的经济形势，确立了QE3推出的必要性。最后他表示在时机允许之时，不排除推出新一轮QE。如此清晰的分析框架，与两年前QE2的推出有异曲同工之处，也让我感到，下半年QE3的推出将是大概率事件。

　　前两轮QE已有成效，为QE3的推出铺路。针对各界不时传出的对QE效果的质疑，伯南克在演讲中通过数据为其正名。数据显示，1.7万亿美元的QE1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压低了40-110个基点，而6000千亿美元的QE2将其进一步压低了15-45个基点。此外，两轮QE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近3个百分点，增加了近200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缓慢复苏不足以提升就业。当前美国零售、出口和房屋数据都比较稳固，显示经济正在改善之中。7月零售消费环比增长0.8%，为四个月来首次上升。而房屋销售情况良好、房价走高，也预示房地产市场企稳迹象明显。但是，美国就业市场仍显疲软，8.3%的高失业率，远低于二十万的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仍旧困扰市场。8月非农就业数据较为关键，一旦低于预期，将为联储推出QE3提供有力支撑。

　　美国通胀低于目标，推出QE3成本可控。对通胀的担忧一直是阻碍联储推出量化宽松的重要顾虑之一，但鉴于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下降，7月美国CPI较上年同期上涨1.4%，同比升幅创2010年11月来最低，亦低于美联储的长期通胀目标2%，显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较为温和，这也为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减少了压力。

　　财政悬崖临近，货币政策是唯一弹药。自2001年初以来，为刺激经济与消费，小布什政府便开始了长期的减税政策。但是，减税和巨大开支使得美国财政赤字迅速上升，美国财政困局令人担忧。另外，今年又正值美国大选之年，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将财政问题作为获得政治选票的砝码，争执不断，预计很难在明年1月1日前，达成一致意见。届时，早前的减税政策到期停止，自动减赤计划开始，必将严重拖累美国经济。

　　与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不同，第三轮量化宽松或是开放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始于2008年11月，终止于2010年一季度。其间，美联储通过购买政府支持企业债券、相关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美国国债，涉及总刺激规模高达1.7万亿美元。其后，2010年11月初至2011年二季度，美联储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收购总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美国中长期国债。但是，这次即将推出的QE与前两次的形式或有所不同，将更加开放，即在规模与时间上将更具灵活性。

　　总而言之，伯南克最新表态与早前美联储内部更多主张宽松的“鸽派”观点屡见报端，都预示着QE3的推出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若这样，中国应该做好积极应对。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讲，其推出QE3对其经济无疑是有利的。而对于中国而言，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其持续的超发和贬值，长期将会将中国带入多重困境。

　　首先，一旦QE3落地，对于中国出口或将面临挑战。毕竟与第一轮QE推出时的形势不同，如今人民币浮动空间已经加大，一旦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企业出口难度。

　　其次，中国将面临严重的资产安全问题。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中国3.24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中美元及美元资产高达60%以上，美元大幅贬值也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

　　再有，加大长期输入性通胀压力。尽管当前中国通胀仍保持温和，7月降至2%以下，但伴随着食品价格反弹，8月通胀已有反弹趋势。而从长期来看，一旦美元进一步贬值，可能大宗商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加大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由于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困局是长期形成的，短期来看，中国并没有应对的万全之策，唯有做到政策以己为主。例如，在经济前景大幅恶化时采取积极的反周期经济刺激，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的方式稳增长。而从长期来看，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放宽资本项管制，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让人民币尽快成为储备货币或许仍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困局最为积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