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深圳罗湖口岸拥挤着一拨又一拨入关的香港人。他们身着西装配花衬衫、太阳镜，在朴素的内地人中辨识度极高。

　　早期入关的香港人大多像个冒险家。何广健就是其中一个，他与朋友一起来到深圳、东莞等地考察，看看能否在这里有所作为。

　　当时香港劳动力的工资已经很高，土地价格昂贵，制造业利润受挤压。“去内地投资”在一批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非常具有诱惑力。诱惑的不只有霍英东、李嘉诚和郑裕彤这样的商业巨人，更多的是那些香港的中小企业主。

　　何广健跟着香港的朋友一起，踩着泥泞的道路，寻找适合的地点和商机。最终，何广健在深圳横岗镇创办了塑料和彩印包装工厂，但更多的港商因为这里落后的基础设施，经常停水停电等原因打道回府。

　　何广健在创办之初遭遇了诸多困难，虽然内地劳工充足但却工作经验和管理知识欠缺。而就是这样的中国，海外订单却雪片般飞来。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更多国家加入WTO，更多国家认识到贸易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从两种国家的发展模式总结而来。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对于发展模式各个国家存在争论：对于本国产业而言是进口替代型好还是出口鼓励型更好？拉美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型，即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税收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则选择了出口鼓励型，通过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本地企业的出口。两种发展模式在很短时间内显现出了效果，拉美国家本国产业并未因保护而得到发展，四小龙则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经济腾飞。几乎全世界都认识到国际贸易有利于国家发展。

　　彼时的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在这个庞大的市场，最早香港的投资者开始进入广东进行投资。1987年台湾放开对大陆的旅游，敏锐的台商迅速在福建建厂投产。新加坡、日本、韩国以及欧美跨国集团陆续进入中国，几乎错过了中国就意味着被市场抛弃。中国加入WTO后其外贸得到空前发展，把中国制造送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上一轮全球制造业变革的典型成功样本。

　　在那场变革中，发达国家将制造业搬到发展中国家，从最初转移低端加工环节，到后来组装、研发等更高层级。发展中国家通过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吸引全世界的加工。

　　也就是这样，在一沓一沓的订单中，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现在，30年过去了。

　　如今的何广健，为了保住工厂利润，也要听从朋友的建议去越南考察更低廉的人力成本。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将生产线升级换代。这正符合中国政府目前积极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

　　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在，中国制造业的情境折射出全球制造业的重构——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他们或者打造全产业链或者将部分加工环节回流本国；更多技术含量低的服装鞋帽等加工厂则撤离中国向缅甸、越南等国转移，那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而中国，除了向产业链上游转移，已别无选择。

　　这些变化正在发生。在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牧群看来，这些变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结果将会是由三个梯度形成的产业链。他甚至认为，30年后，世界工厂或许在非洲。

　　发达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制造业，这是一个纠偏的过程

　　事实上，是四年前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发生在欧洲的欧债危机孕育了新一轮全球制造业变革。

　　上一轮制造业变革之后，发达国家过于强调金融创新带动的经济发展，忽略制造业，为危机埋下了深重的根源。“所以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发达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制造业，这是一个纠偏的过程。”李牧群认为。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初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并亲自参观英特尔(微博)在凤凰城郊区投产的芯片制造厂，该厂将于2013年落成，解决1000个就业岗位，政府为此将给予促进就业的税收抵免。

　　美国西部如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正吸引着服装、纺织、家具制造商从成本较低的墨西哥、中美洲、东南亚及中国，重新回归。

　　在欧债危机中，德国因为制造业发达，受影响程度较低。这也提醒了欧洲其他国家，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同时，德国在近两年继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从中国吸引企业到德国投资建厂，使产业链更完整。

　　制造业的变革也是国家之间寻求贸易再平衡的过程，各国通过制造业的调整，加强其出口竞争力。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影响似乎比想象中要大很多。“中国高新技术、新能源、电子以及汽车相关产业会受到影响。”李牧群表示。比如光伏产业，在寻求贸易平衡的过程中，欧美认为中国政府给予光伏企业大量补贴，提出了反倾销等各种惩罚手段。

　　中国汽车企业在澳大利亚以及拉美已经打开了一定市场，尤其电动汽车方面，但现在正在发生的变革可能会影响这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进度。

　　欧债危机实质上是欧洲竞争能力下降的反映。像希腊，其国家竞争力下降，制造业竞争力低。如果欧洲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发展自己的制造业，那么对中国来说，尤其对有些行业会有打击。

　　李牧群觉得现在的调整还处于混沌状态，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终会尘埃落定。届时，产业链最高端在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将部分或全部产业链回流本国。比如苹果的附加值较高，那么如果成本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的话，苹果的制造有可能回流。产业链最低端的加工业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国转移。

　　那么中国的角色是什么呢？李牧群说：“中国要生产附加值高的，融入了创新元素的产品，像台湾地区、韩国那样。”

　　中国制造业产值目前占世界的19.8%，未来这一比重会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分食而逐步下降，李牧群认为未来会在10%以上，外贸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

　　目前，从中国到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还没有像上一轮四小龙向中国内地的转移那样形成潮流。一方面，全世界尚没有像中国这样体量的经济体能够承接大量由中国转出的工厂。另一方面，中国的西部地区仍有成本优势，这里可以承接一些产业转移。一部分台商西进，富士康从东莞搬迁一部分到河南、成都建厂。西部省市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也不高。《中国制造业走向何方——德勤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调查2011》中认为，每一次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一轮的重大科技革命，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危机为契机，融入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在下一轮增长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在劳动力成本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何广健无奈之下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政府当前经济的目标契合，他斥巨资从欧盟引进先进的环保塑料配方，并购买新设备，生产新型可降解塑料，用于鲜花、食品等包装。升级后的产品受到日本、欧美等商家的青睐，销售大增。

　　这一转型帮助何广健度过了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何广健仍属于少数，更多的制造业老板们或没有何广健的资金实力或没有他的魄力。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最大最关键的矛盾。“5元过节费”揭示了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劳动力成本高，税收负担重，企业利润下滑，生存不易。

　　工厂内部升级后的何广健仍然有自己的困难，劳工成本的上升让他深感压力。2000年，普通员工的工资大约在800元至1000元之间，现在则要2500元以上，上升了2倍，如果加上给员工交社保，以及新《劳动法》、环保标准提高，公司的综合成本大幅上升。

　　劳动力高成本趋势已不可逆转。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只有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利润，而转型升级是唯一途径。“根据我们的模型，2015年—2019年，是中国整体劳动力缩减的过程，那时劳动力工资达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如果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必将受挫。”李牧群分析。

　　韩国在近10年发展中，抓住了数字化这个产业，使其发展成本国最具竞争性产业，带动整体经济发展。

　　中国通过这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劳动力成本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为此政府应给予扶持。“比如中国政府支持发展光伏产业，认为这是未来发展的亮点，而现在看来还不是，因此，这个选择就很重要。”李牧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