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额制度是对市场经济地位的极大的讽刺。
有两个著名的“棉鞋”经常打架,左脚踹右脚。“中国棉花协会”和“中国棉纺行业协会”,这两只“棉鞋”代表各自的企业群体。棉花协会要求国家减少进口棉花配额的发放,保护棉农的利益;棉纺协会呼吁国家增加棉花进口配额的发放,甚至取消配额制度,以挽救即将崩盘的纺织行业。各有各的表述立场。几年来,两只“棉鞋”每年打架,管理层也没有办法,农民兄弟和纺织工人都是第一线的弱势群体,伤害了谁都不利于安定团结,“棉鞋打架”的结果是棉农和纺织企业都没有得到益处。
用进口配额制度保护棉农是一个伪命题。长远来看,这种保护落后生产方式的配额制度,既不符合WTO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在配额制度的“保护”之下,中国棉花种植面积在减少,成本在增加,棉农的收入在减少。依然看不到丝毫竞争力提高的迹象,低水平的重复生产,自动化程度的低下,高强度的手工作业和不断的伸手向国家要政策的行为使得棉花种植行业的竞争力逐年下降。所谓的保护措施,非但没有稳定国内市场的棉花价格,相反成了保护落后生产方式的代名词。2010年下半年,国内棉花价格飙升到33000元以上,部分诱因就是配额制度导致的恶果。如此虚高的棉价,真正获得暴利收益的是中间商,伤害的是却是广大纺织厂,而当年棉农实际收益增加的很少。
相反,由于高棉价产生的虚热,使得2011年的,棉农盲目的扩大种植面积,种子,农业生产物资,化肥以及田间管理费用大幅增加。种植成本增加了,但是终端需求没有跟上,于是,大量的库存就停留在生产和贸易环节,造成2011/2012棉花年度,棉花价格单边下行,种植棉花的农民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世界纺织品贸易的自由化和一体化是一个大趋势,2005年后,《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失效,纺织品配额限制全部取消。根据WTO的原则,如果未一体化产品大量进口,对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际威胁,那么,相关国家可以使用过渡性保障措施,对特定成员的特定产品进口实施配额限制。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久便通知世贸组织纺织品监督机构,将保留使用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权利。
值得关注的是,过渡性的保护措施不可能永久存在,总有保护期届满的一天。一旦保护期过了,躺在保护性政策的保护伞下,无所作为的棉农还是要面临更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远来看是损害了棉农的根本利益。温室里培养不出好的花朵,靠“保护”措施,永远产生不了强者。
如此配额制度保护下的棉花价格,对纺织厂的损害时巨大的。现行的进口棉花配额政策逐渐把中国的纺织企业逼到了海外去。企业界人士对此表示担心,如果国内外棉花价格差长期存在,纺织企业将被迫境外建厂,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为例,当地棉花的价格只有中国的2/3-1/2,有关人士说中国纺织企业有一天在美国建厂并非不可能。在最近举行的《2012年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我们作了现场调查,有个安徽芜湖的针织厂老板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越南的情况是,原棉14,000左右的到岸价,当地工人工资约合每月人民币850元,电费大约0.35每度;而在我国山东的情况是:人工人民币3,000-3,500每月,工业和商业电费约0.85-0.95的议价电,原棉的价格更是高得离谱,国家强行要求哪些没有配额的中小型纺织企业企业购买的价格是20,400以上。(国储棉的抛储价格价格也在18500元左右.)。而且在东盟国家税收环境更是优惠,平均税收只有中国的50%左右。如此巨大地差异,很大程度上拜“配额制度”所赐。
进口棉花配额的存在,加剧了价格的波动。同时,配额制度导致的内外棉价格的巨大差异,导致腐败的诱因。配额变成了直接的经济利益,拿到配额就等于拿到了钱。作为配额管理制度的一个衍生产品,倒卖配额已成为业内的一个公开秘密。理论上,棉花进口配额是禁止买卖的,但是,你打开纺织品专业网站,铺天盖地的都是进口配的炒卖报道,最新的价格已涨到了4100每吨。假设一家中型棉纺厂的老板,20万纱锭,拿到1万吨的棉花进口配额,他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筹集资金买进棉花,招工人开机器纺纱,再销售,以维持工厂生产。第二,工厂关了,不生产了,就地倒卖棉花进口配额,毫无成本毫无风险的4000万元马上到手。还有些企业,虽然没有参与倒卖进口棉花配额,但是他们低价买进的国产和进口棉花没有用于纺织产厂,却高价卖给国储棉的收储机构,原本用来调节市场的收储计划,因此出现大量的被业内人士称作“转圈棉”(指低价购买抛储棉花,转个圈,又高价卖给国储仓库)。想抓腐败分子吗?在棉花领域,一抓一个准。
未来的环境可能更恶劣,中国的棉花进口配额属于主动性配额。其实美国的投资银行只要把国际市场的棉花价格打到美金0.6以下(这个价格是国际棉花市场的长期价格中枢),以现在的汇率,黑市配额的价格和国储棉花的价格计算,中国的配额制度很大程度上就形同虚设。企业无需配额,即使缴纳上40%的进口关税进口和增值税后,也比国家收储价格每吨人民币20400低很多,那时候,即使有“过度性的保护措施”也“武功全废”了。中国棉农真正的大限就到了。设想,再过个N年,大部分的中国棉纺厂都习惯使用进口棉花时,国际投资银行再拉升价格,这样,中国棉花的定价权就被洋人掌握了。
从长远来看,取消配额是最好的处理方式。短痛比长痛好。取消配额就是取消了非关税壁垒,接下来就会相应要求降低关税税率,当关税降到最低直至取消就达到了真正的自由贸易。棉花协会要做的事情,不是靠呼吁国家减少发放进口配额保护棉农,而是要在保护期的大限就要到来前的不长的时间内,帮助棉花种植企业加大机械化进程,把棉花从农业生产变成农场化的“工厂化”管理。这样,即使大限到来,也能从容面对。棉花配额涉及面广,只有早日取消棉花进口配额,将棉农和纺织企业放在公平的市场环境里面,才能真正提高竞争能力。唯此,中国的两只“棉鞋”的工作才算是造福于棉农和纺织企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杜钰洲日前在上海表示,中国的棉花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配额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出现异化。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否认,配额就是寻租体制”。老领导的话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