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否已经见底，但当下一届中国领导人下个月踏上政治舞台，这个问题相对于他们将在未来几年面临的三个关键性政策抉择，就变成鸡毛蒜皮的事情了。其中包括重新调整国家和私营部门各自的角色；降低北京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依赖，更多地依赖政府自己的财政；容许城市化的速度和形式更多地由市场力量控制，而不是集中统筹。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大面积的腐败问题和贫富分化加剧。要让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这些因素不能再继续助长各种事件，事件使得中国的维稳费用暴增。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方法，只有这三个关键性抉择才能解除其根源。

　　过去，北京曾在这三个领域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领导人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时候，北京巧妙地利用了其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同时，改善的交通网络和不同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使中国经济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获利。

　　虽然有一个成功的开始，但最近几年，这些因素的影响已经大幅下降，大部分是因为体制中既定利益集团不断的膨胀。中国未来管理层面临的抉择是艰难的，并不是因技术分析上的复杂性，而是因为需要巨大的政治资本处理这些问题。

　　最敏感的话题可能是未来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十年前，让国家退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是很困难的，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现在，太多国有企业从它们的特殊地位中获益，这是它们否认改革必要性的潜在自利因素。这些国有企业的命运与一些执政党官员和国有银行的利益紧紧缠绕在一起，使得很多改革者放弃了打破这种不正当关系的机会。但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包括创立一个中间机构分离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放开对私营部门的行业准入门槛，促进竞争。

　　中国的金融部门已经成为把各种既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中国依赖它的银行业给国家公共行为提供融资，包括很多应该由财政渠道支持的行为。很多评判者指责这个过程还伴随着金融压制（通过政策压低利率，强行配给信贷），这种策略使得大规模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但现在这种模式的弱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融资的倾斜已经限制了私营部门推动创新的机会，同时财政支出也无法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日益膨胀的需求，进而使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在不断放大。

　　降低对银行体系的过分依赖需要克服党内既定利益集团的影响，而执政党觉得出处理几个国有银行比处理数十个地区性财政要容易——尽管一个重新设计的财政体系能提供更多的透明性和更坚实的问责制度。

　　管理城市的增长，包括建立更为稳健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很多中国城市把高速的城市化看作是喜忧参半的事情。积极的一方面是城市化刺激了经济活动，但在人们的感情认知上也伴随着交通拥堵，环境退化和服务水平恶化。所以关于减缓城市化速度，改变城市化方式，推动二级城市城市化同时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争论由此而生。中国的超大城市被普遍认为规模过大，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绝对规模的限制，而是在于错误的城市管理方式。

　　今年，中国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量占比超过了50%，但相对于可用耕地的巨大的人口基数来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仍然太低了。过多的中国人仍然在农村工作，赚取微薄的报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高生产率经济活动转移，是保证生产力的提升足以保证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保持8%增长速度最容易实现的选项。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户口制度”，这个制度令2.5亿名农民工难以在城市中获得合法定居和公共服务的权利。户籍制度的自由化将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刺激服务业的增长——这也是解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但现在的情况是，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一直在妨碍改革。城镇的领导人也不愿意放开户口限制，因为他们没有根据地担心，这样做会剥夺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同时增加的社会服务也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管理层的每次换届，大家都会对大规模改革产生期待。更为谨慎的人认识到，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降低了出现扭转局面情况的可能性，同时历史告诉我们，改革更可能先在地方进行试点，再推广到全国。这个务实的办法在过去一直很奏效，但对于这三个关键性的政策抉择，既定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障碍。只有来自新一届管理层的一个或两个强大的政策方向信号才能推动改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