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人定制生活需要多少钱？答案是没有上限。

　　AdventureNetwork是一家高端旅游定制机构，提供参观位于南极点的阿蒙森-史考特南极站服务。35000美元的费用让客户可以乘坐飞机抵达南极点，也可以用65天滑雪到那里。

　　在迪拜的帆船酒店，顾客能享受多达5名以上的酒店顾问提供的私人定制服务，这包括了私人享有海底餐厅、豪华车全程接送以及专业的安保。

　　在全球，私人定制都是针对高端领域，如果你足够有钱，从出生到下葬都可以找到定制机构进行服务。

　　这些机构关心每一个会员的高净值。国际上，“净值”指不包括住宅、车辆、收藏品等非流动资产的可供投资资产。比如资金股票等名下“净值”至少100万美元者为“高净值个人”。在国内，高净值个人的底线在1000万元人民币。

　　《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00万元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这就是定制机构抢夺的市场。

　　某种意义上，定制经济是在长尾理论中寻找二八定理——为少数人提供服务得到多数利润——而前者则是从大众的传统消费中获取利润，从当前的经济角度来看，传统行业的生存状况并不是太好。

　　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进入高级定制等领域。退一万步讲，在中国，定制经济还是一个新概念，它的行事风格和自身具备的特长排斥了大而全的“中国制造”模式。　　 

　　但显而易见的是，那些站在行业顶端、默默无闻却做得风生水起的“小公司”，却能为大环境下奔波忙碌的大企业提供新路径——比如如何为企业做减法，比如如何生产更精良的产品，再比如在糟糕的环境下，如何寻找行业内隐形的新模式。

　　永正裁缝：一家“小店”的大眼光

　　新金融记者 郝博文 淮纯菊

　　一件高端定制西服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年营业额达两亿元。永正裁缝店是一家“小公司”，在20多年的发展中，甘愿不被多数人知道。它的客户来自于企业老板、高级白领，欧洲古老的裁缝店也源源不断地向它输送订单，它为所有客户量体裁衣，定制的服装每天只生产100件。这家站在制衣行业顶端的公司不断地为自己做减法，在定制经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路径。

　　永正裁缝的公司主页上，依旧沿用了“永正裁缝店”的名字。不过，王永正本人喜欢这种“小家子气”。这是为了让企业看起来和欧洲那些隐藏在古老街道里、只为贵族服务的高端裁缝店接轨。

　　今年年初，永正裁缝店拒绝了来自欧洲客户“100%”增长的要求——对于那些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无力继续从事制衣的传统裁缝店，这似乎不是个好消息。

　　事实上，这家以裁缝店命名的公司，2011年全年的销售额只有一个亿，相比那些动辄就五六个亿的南方制衣集团，这个数字显得尴尬，却颇有“水分”。“他们的利润和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永正裁缝店老板王永正摇摇头。

　　虽然这家公司名字看起来很“小”，却是目前世界上38家裁缝店联合会会员之一。

　　在滨海开发区第五大街，这家“小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个人定制裁缝店的总部占地8万平方米。和它开在全国20多个城市的门店装修风格迥异的是，外表看起来灰白方正的服装制造厂房被设计成一个带有室内森林的巨大温室，参天树木隔开了制造区与办公区，没有轰鸣的机器声和纺织纤维的漫天飞扬——在这个四季恒温车间里生产的西装，每件的价格从八九千元到十几万元，并且，每天只有100余件的产量。

　　1962年出生的王永正，没有上过MBA，他自称有些懒、知足。不过这样的“懒人”依仗自己手中的裁缝活，在1988年辞去了天津铁路分局新港货运的工作，随后创立了永正裁缝店。

　　永正的发展初期像所有中国私人制衣企业的路径一样——先是两三个人在街边开设的小作坊，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逐渐打出名声，慢慢扩大规模，并在积累了资本后，将作坊变成一家企业。

　　不同的是，永正所有的决策和境遇都好像和历史的大环境相悖——如果不是幸运眷顾，就可能是一种坚持带来的阴差阳错的结果——在公司发展的20多年中，这家公司先是做大，随后不断地为自己做减法——1988年，王永正注册了“永正西装厂”，其成衣销售开始进入商场；1992年，西装厂又改名为永正制衣有限公司，在那时，如今“店厂分离”的模式已经逐渐清晰，王永正用公司制度经营裁缝店，取消了前店后厂这种古老的模式；而两年后，王永正租的厂房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彼时他兼并了濒临倒闭的天津市服装三十厂，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

　　“裁缝店只为高端人群服务，服装集团出产大众名牌。”王永正将自家的西装卖得和国际名牌一样昂贵。他的客户除了有钱的老板，就是对穿衣细节要求严格的律师或高级白领，“这些人对西装的要求是完全符合自身体型，而我们每一个版型都是唯一的，制造出来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产品。”王永正说

　　而这种针对高端的定制，可能在这家公司创立的中期就已经打下基础。永正裁缝曾在海关总署的制服招标会上拔得头筹，并为总署的每一个人提供量体裁衣。“之前公务制服都只分为大中小号，你是什么体型就领什么号，基本穿上后也都没有太合适的，而量体裁衣为每一个人定制衣服，做出最符合身型的服装。”

　　订单

　　在制衣领域，永正的经营状况要比他的对手都乐观一些，但过程要复杂很多。

　　永正只做西服，除此之外，在其他领域并没有任何延展。为了让所有的产品都“独一无二”，永正裁缝在房地产方兴未艾的年代，没有“添砖加瓦”；在流行用资本赚钱的时期，没有雇佣一个可以“空手套白狼”的高手；相比在光伏产业初现曙光时就狂撒资金的南方“袜子工厂”，永正在“热行业”的投机几乎为零。

　　这让永正变得简单且可以线性地去对现有业务做精细化处理。在传统制衣领域，一张订单意味着成百上千衣服以同一种样式出现，王永正对此的解释是：“订单一到，按照要求打一个或多个版型，之后的事情就是大规模流水线的复制。”

　　但在高级定制领域，一件成衣需要顾客亲自到实体店中，由裁缝为其量制体型的各个部分数据，再经由选择板型、面料、裁剪方案，一切妥当后，数据被传到总部进行打板、材料选购，期间还要不断和客户进行沟通、试样，最终才能成型。这个“麻烦”的过程，让永正不可能对单件成衣进行量产。

　　甚至，这家裁缝店自始至终都没有进行过规模化的生产——上世纪90年代初期，稍有资本的制衣公司都在疯狂地扩大规模、建立流水线，彼时天津大维制衣的老板武国维劝说王永正扩大流水线规模，将西服产业做大，货铺全国，但这个点子最终被王永正否定。

　　这是第一波草创企业扩张的潮流，永正裁缝店落伍了。但在那个年景里，一件正经的西装几乎是家家必备，当时中国的西装品牌——永正裁缝、大维制衣、内蒙古青松和几家南方企业独霸天下。至于当年的盛况，看看彼时开业的天津国际商场，永正裁缝占据了其二楼的一家店铺，“无货可卖”居然可以是对一家店铺经营有方的褒奖。

　　“经常是顾客来了后交了钱，给一张票，然后来货了再来取。那时候卖得太好了。”王永正告诉新金融记者。

　　但这样的机遇一闪而过，不是大环境的改变，而是王永正从国际商场退出了。这在当年看起来是个巨大的笑话，王永正解释：“不想扩大规模，只是想继续做定制服装。”

　　有时候王永正也比较矛盾，“其实按理说，那时候应该扩大规模，因为那时候确实挣钱，但我们如果扩大规模，也是和现在的很多品牌走同样的路。”

　　后来的永正裁缝店就是现在的模样。展现了某种懒惰和简单的一面——而王永正也经常能从现实的例子中为“懒惰”找到借口。“你看皮尔·卡丹，当年和意大利合资，现在的情况也没有永正好。”

　　资本也曾经无数次和王永正正面接触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家投资机构和王永正会面，对方带来了诱人的资金——两亿元人民币。不过王永正也拒绝了，理由是，美方提出的条件是让其扩大生产规模、完成既定营业额，并最终将目标指向上市。

　　“我没有上市的打算，现在也没有，懒得弄，并且不想做规模化生产。幸亏没有做。”他认为资本会将永正积淀下来的工艺打乱，对于只有400名员工的服装厂来说，没有加班加点，精细的手工操作经不起大规模的生产速度冲击。

　　小规模

　　时兴为企业做减法的年景里，永正是个好例子——规模小、人员少、产品线单一，不过却有高利润，但作为一家20多年的成衣定制公司，在全球领域内，还显得有些年轻。不过，这个市场本身就具备个性化，从服务到售卖方式，这意味着它符合永正自身的特长和行事风格。

　　比如没有一个诸如有限、股份这样的大企业名头，王永正一直期望永正裁缝店成为这家企业人所共知的名片——他一直努力让永正裁缝在字面上去公司化；而在这家公司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没有惊心动魄的股权争斗，也没有宏伟的上市计划。

　　事实上，就是这种小规模的生产品质，和坚持裁缝店的经营模式，让永正裁缝店将口碑传到国外。

　　上世纪90年代，就有来自意大利的客户到中国寻找手艺精湛的裁缝店，“他们最终找到了永正裁缝店，看完生产工艺和流程后感慨，没想到在中国也有这样的高端定制。”王永正说。

　　似乎是从那时开始，王永正知道了给人量体裁衣，在国外是一种奢侈。“那时候找高级面料才知道，国外最高档的面料都是供应给贵族和这些裁缝店。”这之后，王永正开始在国外考察，对高级定制这个顶端行业进行了解。在1998年，永正甚至从意大利聘请技师来指导。

　　永正在十几年前，对欧洲的工艺进行学习，那时经济危机还没有显现，欧洲的定制市场一片繁荣。

　　而在如今糟糕的经济环境中，南方大量制衣厂倒闭关停，地球另一边的欧洲也是如此。那些高端的裁缝店因为没有抗风险的能力，纷纷解雇员工并将订单外放——传授永正手艺的意大利人、英国人，将订单数据从古老的欧洲裁缝屋传到天津的永正总部，再由这边手工成衣。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专精的技术让这家裁缝店在经济危机中不仅没有遭受打击、反而营业额不断增长。

　　“为什么要拒绝订单，这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有自己的规矩。不扩大规模生产。”王永正说，“比如欧洲那边一家裁缝店说今年需要200万元的订单，我们说不行，做不过来，只能做80万元。”

　　一切按照永正的方案制定，这种打破常规的合作有些则体现在结算上，“只能用人民币结算，欧元美元不接受，现在汇率波动太大，这个条件我提出，你必须答应，不然就不做。”

　　王永正对此的解释是：“我是个比较懒的人，怕麻烦，再说现在是制作方市场，规矩是我的，你就不能觉得麻烦。”

　　实际上，也有人建议永正应该将制造中心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南方，或者在全国设立更多的制造中心，因为即便是现在的规模，每天也只能生产100多件成衣。但公司还是为此做了减法。

　　“一天100多件，已经是全球比较大的裁缝店了”，王永正似乎比较知足，“在永正，十年以上的员工很多。并且天津人有个毛病，不愿意出门，你说外地有公司给更多的钱，他不去，太恋家，包括我也一样。所以永正能够发展到今天，永正也是一种技术一点一点积累。”

　　眼下，王永正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裁缝这个行业，让真的高端和大牌分开对待——或者说，这个自称知足、有些懒的老板带着一家年营业额数亿元的小规模企业，在干着一件服装制造领域最麻烦的事情——给每一个人量体裁衣。除此之外，减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