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去十年的“高增长奇迹”是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制度红利共同驱动的结果。随着四大传统红利逐渐消失，未来增长中枢渐近下移不可避免。中国经济将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的新阶段。而是否能够充分挖掘潜藏在现有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将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将年均增速稳定在7-8%的关键。
 
　　四大传统红利渐失引致增长中枢下移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日欧等各大经济体均遭受重创。2009年中国果断出台“四万亿”，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却带来了物价高企、产能过剩等严重后遗症。随后政府出台一系列宏观紧缩政策。自2010年初至今，中国GDP增速连续十一个季度回落，到2012年第三季度仅为7.4%。显然，本轮经济回落既是短周期总需求紧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还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表现。从长周期看，过去十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大红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经济增长中枢渐进下移已不可避免。
 
　　全球化红利透支。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长不到7.5倍，而同期中国出口额增长87倍，中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中国的开放度（外贸总额/GDP）从90年代末不足40%攀升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60%以上，大大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显示继续上升的空间极其有限。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全球化红利”由盛转衰的拐点。到2011年底，中国的开放度下降至48.7%，出口对GDP甚至出现-4.3%的负贡献率。可预见的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周期，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日益抬头，全球化已经很难成为支撑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人口红利趋于衰退。普遍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红利爆发期已经结束。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74.42%，同比微降0.1个百分点，结束了之前多年上升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为34.35%，同比微升0.18个百分点。推动人口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提高。另外，“刘易斯拐点”也日益临近，根据有关机构估算，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劳动力已从1990年的1.3亿下降到目前的0.3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人口红利正走向衰竭。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随着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全社会普遍认识到粗放型增长已至穷途末路。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承担全球节能减排任务，并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另外，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正发展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厦门、大连、宁波等城市接连出现群众游行，反对政府引进PX等高污染项目，并提出“我们不是改变政府，我们需要政府改变”等极具公民意识的口号。
 
　　制度红利逐渐弱化。过去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一直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经济部门之间资源配置失衡的局面更加恶化。作为民营经济标杆的江浙地区，近两年大规模出现民营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事件”。企业普遍感到赚钱没那么容易了，企业家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经济体系中实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明显不足。

　　下一阶段，中国决策层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一事实，经济政策不再适宜追求过高增长率，否则将导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带来“滞胀”风险。
 
　　“结构红利”释放将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教授在其名著《各国经济增长》指出，一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问题，更是一个结构问题。可见，四大传统红利的逐渐消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增长潜力。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依靠资源增量驱动的总量式增长或难持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依靠现有资源的再配置，推进现有体制的再调整，实现经济效率的再提升，这才是“结构红利”驱动式增长的真正内涵。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可通过三个方向的结构调整，逐渐释放隐含在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进而在未来十年将经济增速维持在“七上八下”（7-8%）的适宜区间。
 
　　一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从产业层次看，中国的发展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那是由于中国人均GDP以及产业层次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较大差距，未来仍有“后发优势”和产业升级的空间。但挑战也相当严峻，由于中国制造业在产业层次上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问题。因此，在技术引进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认真解决过剩产能消化、落后产能淘汰等棘手的经济转型问题。
 
　　二是区域差距结构的缩小。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恰恰决定了经济自身仍具有明显增长空间。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振兴计划的出台和落实，这些区域将产生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其对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将产生明显拉动作用。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近年来，中国劳动性收入持续下降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抑制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而且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打击了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导致经济活力明显下降。未来政策要着力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使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逐步形成经济增长的内需驱动机制。
 
　　随着结构调整沿着上述三大方向展开，中国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红利”将逐步显现。值得指出的是，“结构红利”的有效释放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如果不继续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健全和更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不探索法制道路以限制行政权力，那么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之路必会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发展空间也必将受到极大限制。
 
　　下一阶段经济政策的五大着力点
 
　　未来政府经济工作要积极把握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新趋势，力争拿出更多的政策智慧和更大的变革勇气应对新阶段的挑战。对于下一步工作，要注意把握以下五个着力点。

　　一是调整投资结构，发挥投资的引领作用。投资不仅创造需求，更重要的是创造未来生产力。在经济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一个没有投资增量的经济体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未来新的投资需求隐含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在投资取向上，必须避免对产能过剩行业和地区的重复投入，而应加大对经济薄弱环节、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三农领域的支持力度。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房地产投资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仍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改善市场环境，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秩序。好的市场犹如人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的支撑。当前企业家信心不足体现出市场机制运作出现了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主动面对，积极引导，不断推进自身变革：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降低企业成本；二是要限制国有部门经营边界，防止与民争利；三是要抛弃维稳思维，避免通过行政手段保护落后生产力，而应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生产力新生。
 
　　三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由于历史和自然因素，中国区域间发展极其不平衡，导致东、中、西部地区间财力差异较大。未来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有必要通过中央财政的调节机制，加大区域间转移支付力度。值得指出的是，区域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公共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探索依据中西部各省份在环境保护、教育发展、资源输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贡献分配额度，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
 
　　四是鼓励政府发债，配套推进财政透明化改革。虽然地方政府发债仍存争议，但其作为技术性手段，并无价值倾向，更何况国外地方政府发公债并不少见。未来鼓励地方政府发债，是经济新阶段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必要之举。但是，地方发债必须配套推进财政透明化改革这一“硬约束”。否则，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将导致地方财政乃至中央财政出现风险。
 
　　五是实施创新引导战略，培育内生增长动力。过去三十年，中国产业升级主要靠技术引进。随着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实现由技术引进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变。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就是持续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未来国家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加大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鼓励企业通过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重塑自身核心竞争力，力促中国经济实现内生可持续增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为国内某大型金融机构研究部宏观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