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出口大国，而不是出口强国。换句话说，中国是制造大国，而非品牌与技术大国。现在到了大国向强国转换的时候了。

　　出口大国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多、消耗多而赢利少。一种新的统计模式能让出口真相脱颖而出。1月16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巴黎联合发布了经过多年合作研究出的“全球贸易测算新方法附加值贸易测算法”。按照这一方法，中国的出口瞬间下降，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说，按照附加值测算，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约应该减少25%，日本最大出口国是美国，而非中国。美国所占比重达19%，中国则为15%，日本对华顺差基本消除，对美顺差则达360亿美元，增加约6成。

　　苹果手机案例使“附加值贸易”这一概念得以流行，暴露了加工大国的低利润。亚洲开发银行此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在苹果手机贸易上对美国出口值约为20亿美元，如果以附加值测算，中国在这一贸易上对美出口额实际仅为7300万美元；而中国当年也从美国进口1.215亿美元苹果手机零部件，如果以附加值测算，中国在这项贸易上对美实际存在4800万美元的贸易逆差，而不是顺差。中国所取得的收益是低廉的人力成本加工所获得的收益，与品牌、技术沾不上边。事实上，我国的机器人、3D打印等技术的核心原材料都要靠进口，其中精密机床、材料科学等方面的落后众所皆知。

　　指责中国的出口加工型贸易拖了中国经济的后腿，缺乏历史常识。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要什么没什么，能够拿到订单发展出口贸易已经是幸事，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出口贸易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选择。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重大的成果是形成了产业链，形成了基本的市场企业的管理模式、工艺流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第一次改革解放了劳动力，中国农村地区的居民可以决定生产什么，把剩余价值留给自己，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中国第一批冲出农村的产业工人，但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未改变，农民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奇怪的景观。说白了，农民工就是政府不必承担任何社会福利的廉价劳动力。

　　制造大国需要的就是廉价劳动力，不必经过专业培训，从事最简单的组装加工，年龄与健康是他们最大的资产。

　　中国是制造大国，按照制造业的规律，中国不应奢望在短期内成为科技大国，但完全可以成为工艺与效率大国，通过工艺流程的改造、通过机械化使制造业上升到新的台阶，介于制造与创新之间的制造1.5版本。

　　农民工的红利时代结束，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无法在城市落户使农民工缺乏归属感，使农二代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心理疾患上升。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使企业成本上升，表现在产业的次品率与返工率等方面。工艺流程改变却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决定了中国制造遭遇围追堵截，产业升级却困难重重。

　　农民工的边际效率在下降。2007年9月3日，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位美国工人一年人均产值是63885美元，排名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爱尔兰工人，每年人均产值55986美元，排在第三位的是卢森堡工人，每年人均产值55641美元。亚洲各国工人每年平均工作时间都超过2000小时，平均每小时的工作效率却普遍较低。依靠低成本与加班，农民工的效率会下降，强行提高最低工资，相当于向企业转嫁成本。

　　一句话，缺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就缺乏产业升级的根基。

　　去年5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显示，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亿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月均收入为2049元，比上年有所提高。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无法市民化，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技术培训，中国从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核心技术、制度革新，千头万绪，从人开始。从弱到强的核心是人力资本的强，而后才有企业的强，最后才有国家经济的强。经济的基本工程是人的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