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叫“为未来的中国做好准备”，描述了中国从投资驱动型到消费驱动型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

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新措施传递出来的信号很明确：（中国）开放式的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回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信号已经被政治领导人的讲话进一步确认。习近平总书记相当强调针对解决“四风”问题的群众路线教育，这凸显了针对党内纪律的领导人新思维。共产党现在急于把自己和民众的核心利益联系在一起，这需要公平和稳定的经济基础。

只有中国改变其经济增长模式，新的领导人思维才会生效。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是中国消费驱动型经济的一个核心，会伴随着GDP增长趋势的明显下滑。这是因为，在一个单位经济产出的基础上，服务业比建筑业和制造业多制造约30%的工作岗位，这使得中国能达到最重要的吸收闲置劳动力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同时经济增长水平从10%下滑到7-8%之间。相似的，更有秩序和市场导向的信贷配置方式将减少过量缺乏实际经济意义的投资，如果中国准备开始吸收过量的储蓄来刺激消费需求，这是必需的。

罗奇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对美国来说是重大的机遇：

中国的消费驱动型增长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2008年一季度美国消费支出出现调整以后，美国消费者已经勉强支撑超过5年时间了——特别是美国的年均通胀水平只有0.9%，美国急需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市场。华盛顿应该努力推动打开中国市场的措施，保证美国的企业和工人有机会捕捉中国经济转型的机会。

其次，与第一点相关，中国服务业潜在巨大的财富。中国服务业占GDP 规模的43%，这是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占比最小的。在合理的假设下，到2025年，中国的服务业规模将增加约12万亿美元。在一个可交易商品越来越多的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中国服务业未来的爆发性增长对外国服务业企业（从零售贸易到旅业金融）来说，可以转化成一笔高达6万亿美元的意外之财。美国拥有世界 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服务业部门，这可以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的谈判者应该特别努力推动打开中国的服务业市场。

问题是怎么过渡！

最近几年，罗奇已经从全球性“空军”变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持者。在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及中国应该如何避免经济放缓来实施经济转型的小细节。

但北大金融教授佩蒂斯却不认同罗奇的观点。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信贷紧缺与中国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动荡是相关的，并警示在经济上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国家：

上周的钱荒提醒了我们，北京仍然面对困难的处境。世界其它国家应该尝试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并适应中国经济向更为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过度。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持续尝试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摆脱对大规模、债务驱动的投资项目的依赖——这些投资项目对经济几乎毫无价值，美国、欧洲和日本必须采取措施降低中国的国际贸易压力。任何新增不利的贸易条件，将会进一步危机中国经济的稳定，特别是不断下滑的贸易顺差和下滑的外资投资降低了中国央行向系统注入的资金。如果爆发贸易战，很明显将会摧毁北京再平衡其经济结构的努力，也会对全球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

佩蒂斯的关键结论是：

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预期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将保持约7%的增长的共识可以安然地忽略。单纯由消费驱动的，而不是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就足以令中国GDP每年增长3-4%。但是，如果投资增长水平大幅下滑，不知道消费增长是否可持续。如果北京成功应对了投资增速下滑带来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可能消费增长能保持现在的水平。但这是个复杂的命题。

换句话说。佩蒂斯估计，消费驱动的中国经济只能实现3-4%的增长。如果中国经济改变发展模式，从投资和基建转向消费驱动，年增长7%的市场共识是不现实的。

此外，金融系统中的杠杆会发生什么呢？谁将承担来自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基建投资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呢？过去，中国政府已经通过经典的金融压制方式，吸收了不良贷款损失造成的冲击——也就是通过人为设定的低利率水平来压制家庭部门和鼓吹房地产泡沫。

现在，北京的计划是刺激消费者部门增长，过去对家庭部门金融压制的旧策略已经不会有效。佩蒂斯在采访中表示：

你只能通过把成本转移到经济的一些部门来化解坏账问题。过去，正是家庭部门暗暗地支付了清理债务的成本，但如果我们预期家庭消费将驱动经济前行，而这也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内涵，那么我们就不能也预期，家庭部门再次以与过去几十年相同的方式来清理坏账。

那么，谁将承担这些坏账成本呢？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中国过高的金融杠杆无序地消失，而鉴于世界金融系统是相互关联的，这又可能进一步引起全球金融危机。

此外，Kyle Bass也对中国的情况提出警示：

中国政策回应的速度和深度将决定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如果中国能够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更坚定地对信贷扩张加以控制，容忍一段时间的低增长，那么这可能可以用政府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作为经济调整的缓冲工具。然而，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在的信贷扩张速度，允许势态继续恶化至一个自然存在的和逻辑上的极限，那么我们可能会在明年的某的时候看到中国出现一场全范围的衰退，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都将崩溃。

甚至连罗奇也暗暗的警告，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拉高美国利率水平：

但这还有另外一个曲折点。当中国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中国的超额储蓄和经常账户顺差将会收缩。这可能导致中国价值3.4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外汇储备开始下降，因此也会损害中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那以后谁将给美国的“慢性的”储蓄不足融资呢——如果美国最大的海外债权人都停止给美国融资，那么其它国家将会接受什么条件给美国融资呢？

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是以短期痛苦换取长期利益的事情。唯一的问题是：

1.何时开始？

2.有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