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普伦德

　　新兴市场动荡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与提振美国复苏相比，美联储(Fed)的量化宽松计划是否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新兴市场？如果事后看来，美联储非传统举措的主要影响发生在美国以外，那将确实是具有讽刺性的。

　　这种推论或许有点尖刻。

　　我们无法确定，如果美联储当初没有实施资产购买计划，美国经济将处于何种状况，但我认为，如果没有美联储的积极行动，这种复苏将更为疲弱或者根本不会出现，即使近期的资产购买影响微小。该计划的主要效果是抵消原本将引发通缩的去杠杆化。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美国压低利率是为了提升风险偏好，在这方面美联储做得非常成功。一个显著的后果是大量热钱从美国流入新兴市场。

　　在某些情况下，量化宽松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这种意外影响是具有道德危险的。外部资金的触手可及导致不够谨慎的大规模预算赤字，并让政治人士更容易推迟亟需的结构性改革，印度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恰当的例子。同时，资金流入推升了汇率并鼓励了过度消费，而随着外部账户趋弱，对海外资金的依赖加大了。

　　自从今年5月有关缩减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大辩论开始以来，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和南非等依赖外部资金的国家，受到了资金流逆转的严重影响。结果是资产价格下跌、利率上升以及增长前景变得黯淡。汇率下跌可能会自我加速，促使通胀加快并导致恐慌引发的信贷紧缩。这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非常相似。

　　顺便提一句，央行的积极行动所产生的道德危险，并不限于发展中国家。欧洲央行(ECB)一年多一点前宣布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在帮助债台高筑的欧元区国家压低国债收益率方面极其成功。然而，这让政治人士摆脱压力。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南欧大部分地方，结构性改革都被搁置。

　　然而，不应把所有错都算到各央行头上。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得出的一个结论。他在分析国家为何会衰落时得出结论：国家往往会被各种小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劫持，这些联盟可能由生产商、工会和其他试图使政策偏向自己的团体所组成。联盟的计划往往体现出保护主义、反技术和反增长的特征。此类游说活动的受益者很少，成本却被全国人口广泛分摊，因此，很难促使民众普遍抵制此类游说活动。奥尔森主张，此类分利联盟在经济体内日积月累的作用，最终会导致经济体变得僵化。

　　日本经济本质上就属于这种情况。20多年前，该国以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消费者收入太低，而企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过高。导致这种失衡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过高的折旧待遇和偏低的股息支付率。这种失衡长期存在，反映出日本企业超强的游说能力。如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改革计划并不针对这个问题。部分原因或许是分析有误，但日本企业的游说威力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与之类似的是，中国经济可以说本质上也属于这种情况。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中国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比日本更早走进死胡同。在促使经济模式向消费拉动型调整、以及减少家庭对企业部门的补贴方面，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决心似乎比上一届更加坚定。要实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然而，国有行业、金融业和地方政府的抵触态度使改革面临巨大阻力。迄今为止，中国在经济再平衡方面还没有多少进展。

　　就整个新兴市场来看，资本流向由流入转为流出造成的损害，应该不会像过去那样严重。如今，许多经济体已经发展得更强健了，外部账户更强劲、外汇储备更充足。资本流入的构成近年开始向相对稳定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倾斜。但对那些严重依赖资本流入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情况在好转之前会变得更糟。美联储不会解救他们。对那些在滚转短期债务方面遭遇困难的国家而言，最好的希望是资本外逃带给他们足够的触动，促使他们推行结构性改革。他们不应浪费危机带来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