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细则——《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即将公布，相对于《公告》的笼统且晦暗不明，这份《决定》被媒体形容为“内容丰富多彩得多”。我们期待在其中看清“政府将向何处去”、“国企将向何处去”、“私人部门将向何处去”等等困扰大家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大哉问。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不妨以郎咸平教授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扫描改革中的中国。郎咸平教授在其2013年8月推出的最新力作《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点》一书中，开篇即点明了中国当前改革错综复杂的背景，以及政府、市场、企业在其中到底应该各司何职。以下为图书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要想收拾目前的“残局”，重启改革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现在的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年时最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着“从容”改革，而要以“危机倒逼改革”的思路看问题。为什么？因为日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把通往改革的路基挤压得很高、很窄。我们对社会、经济、民生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么此时此刻的我们要怎么改革？我早在2012年5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就说过，中国经济改革需要系统思维，应该以“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基本指导原则。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两年频发的“恶性”热点事件，如果进行深度分析的话，就是政府没有把握好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管了很多不该管而又管不好的事。我认为这应该是新一届政府的治国之“道”，而选择的“术”则只能是“让改革释放红利”就是下放权力给市场和社会，而且我还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需要补充的是，在危机倒逼改革的今天，我们的视野需要更开阔一点，眼光需要更长远一点。未来的改革需要的是大手笔，如果还是沿袭“头疼医头”的思维，结果只会让我们更头疼。

　　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领域的所有问题，最终必然会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传染，结果要么是倒逼出一个大手笔的改革，要么是社会危机将中国经济从最危险的边缘推向万丈深渊。近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傲慢和偏见”使得自身经常错位和越位，而在民生和公共事务中，却习惯性缺位，主要表现在，发展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管理经济“只会堵不会疏”，总是使用基本无效的行政干预手段，而很少使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改革一直是“头疼医头”，鲜有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一亩三分田”经营得都挺好，而教育、环境等问题，却“荒芜”一片。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腐败盛行，贫富悬殊，“仇官”、“仇富”极端情绪蔓延，群体性事件频发。以上种种问题显然超出了经济范畴，也是经济改革无法解决的，但对经济的影响却是致命的。因此，今天我在这里所说的危机倒逼的改革，一定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行。如果未来依然沿袭政冷经热，我认为那不过是“头疼医头”的翻版而已。

　　除了看得见的“内忧外患”危机，还有一场危机已经静悄悄地降临，那就是新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大家都知道，世界历史上诞生于西方的两次技术革命，在助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同时，迅速地将中国推向落后国家之列。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处于技术上追赶西方的转型阶段，但是今天，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像微软和苹果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对我们传统企业或产业发起的攻城掠地，更严重的问题是，诸如本书中专门讨论的页岩气革命、全球自动化革命，以及最近被媒体炒得很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技术革命，再一次发生了。遗憾的是，在这些技术前沿，我们又一次落后了。而落后的原因和前两次一样，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缺乏技术创新的配套机制。美国之所以走在最前面，不仅仅是美国的科研力量雄厚，关键还是有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是转型和创新的主体，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又很到位。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如果我们还只是把“改革”挂在嘴边而不动真格的，那么前两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将来很可能还会重演。

　　在重启改革刻不容缓的现在，第一刀必须要落在要害上，我认为这个要害就是我们的制造业。我们是“世界工厂”，但这个名头随着营商成本的升高，正在离我们远去。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公司撤掉在中国的工厂重回本国，或者到东南亚国家建工厂，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潮流。很多美国公司关掉在中国的工厂后，回美国本土建厂，因为奥巴马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启动了“重塑制造业”的战略，吸引大量本国企业回流。在同一时间段里，我们的政府则是透过“大规模投资”，以及《新能源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等政策，以粗放的直接“撒钱”注资的方法拉动投资，以及扶持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新兴产业。结果是传统制造业没有实现既定的升级目标，新兴产业，比如光伏产业也没能成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顶梁柱。为什么美国政府的招数灵验了，而我们的没有？美国的战略非常简单，只提供有利于产业转型和创新的营商环境，而不会过多地干预市场、企业的决策行为。如此看来，只有政府“放手”才能盘活制造业，也才能释放出改革红利。

　　最后，我要回归经济学家的位置，向我们的政府提一个建议，就是你在实施一揽子货币政策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长远的、不轻易动摇的规划？我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在我们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的2008年11月当月，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QE1从2008年11月开始到2010年3月结束，美联储先是印纸币从银行手里买回有毒资产，再把美国国债卖给银行，收回发出去的钱，避免乱印钱引起通货膨胀。此后QE2、QE3、QE4陆续出台，这一系列操作再加上减税等政策，辅助曾经深陷经济、金融危机的美国正一点点实现复苏。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联手上演的这出精彩的教科书式治国之“术”，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仔细研究一下，给我们的老百姓、民营企业，以及国企都提供一个稳定的创新、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