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音译）已经在北京的一个建筑队里工作了四年，参与建设了代表中国城市面貌变化的公寓楼和摩天大厦。

　　但被问到他是否计划在首都永久定居下来时，他的回答非常坚决：“我绝对没有任何留在北京的想法——这简直就是疯狂的白日梦。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

　　“不管我能挣多少钱，是每月4000元人民币还是5000元人民币（分别合640和800美元），最终我都会回到家乡。”

　　徐波或许并不符合西方对于“中产阶层”的认识，但在中国的环境里，他和2.7亿名像他一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属于一个向上移动的新兴消费者阶层。

　　作为一个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向城市生活转变的群体，这些城市移民占据了一个中间地带，他们的一边是在中国沿海地区聚集的富有城市居民，另一边是内陆地区的广大农民。

　　这一流动群体占中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平均工资水平大约为每天14美元；在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中，他们的收入处于上游。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对于亚洲地区中产阶层的标准是，每日收入在2美元至20美元之间。

　　但正如徐波清楚表明的，城镇化浪潮虽然使这一群体中的很多人摆脱了农村的贫困，但这股浪潮并非仅仅向着一个方向涌流。

　　过时的政府政策导致很多进城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基础服务，加之经济增长放缓，并且生活环境愈加拥挤和糟糕，很多进城务工人员都认为他们在大城市的生活只是暂时性的。

　　上周三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7.4%，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7.7%，为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低。

　　这种经济增长放缓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成为一个在部分程度上可逆的现象。

　　在中国的13.6亿人口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比不到54%，而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平均达到80%，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也有60%。就在1980年，中国还只有不到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但这些数据被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户口登记制度扭曲。按照户口制度，中国政府现在只将35.7%的人口算作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些人有资格享受教育、医疗保健等城市福利。

　　这使得进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很不稳定，并意味着近20%的中国民众只要失业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能失去他们刚刚获得不久的充满希望的城市中产地位。

　　这就是在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的情况，当时中国出口部门的海外需求大幅下降，很多工厂关门歇业。到了2009年4月，据中国政府估计，约有2500万名农民工在失业之后放弃了继续在城市寻找工作的努力，返回了位于农村的家中。

　　《中国十亿城民》(China’s Urban Billion)一书的作者唐米乐(Tom Miller)指出，中国领导人大谈特谈创建一套“不再将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区别对待的制度……户口限制却仍在阻碍数亿农民工在城市长久定居。”

　　另一个阻碍农民工永久迁居城市的因素是，他们不能出售在自己村庄里的农地，因为所有土地最终都归国家所有。这提供了一种终极安全网，如果其他方面都不顺利，农民工总还可以回到家乡，并在土地上种出足够养活自己的食物。但这同时也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了他们的农田和村庄上。

　　上个月，中国政府提出了一项十年计划纲要，将向1亿农业转移人口发放城镇户口，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并引导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就近城镇化。

　　这些宏大计划的部分目的在于，通过在住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网络等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为增速日益放缓的经济提供支撑。

　　但这也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进城务工阶层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的分析师郭海燕谈到了农民工是如何变成一个强大的消费群体的。她说：“仅仅五年前，进城务工人员关注的还主要是生活必需品。此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他们优先购买的东西与范围更广的中产阶层很像——他们希望花钱购置住房、汽车以及出门旅游。”

　　因此，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如何让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终使他们永久地融入城市。

　　中国领导人预计，他们每年至少需要创造1000万个城市就业机会，以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出现要求政治变革的危险诉求。但这将进一步增大北京等已然不堪重负的城市所面临的压力，在过去的12年中，平均每年迁入北京的人口多达43万人。

　　今年27岁的刘凌飞（音译）来自中国北方的河北省，她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年。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她自己拥有大学学历，并在北京的一家比萨饼派送公司担任会计。

　　她属于农业转移人员中的年轻一代，她这一代在已经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中长大，比起老一辈，他们远没那么愿意“吃苦”，在大城市中从事又脏又危险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和其他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回到家乡在田间辛苦劳作。

　　这位27岁的年轻人说：“我绝对不会回去在老家当个农民。我学的是会计和金融——如果我回到乡下，我会完全搞不清楚在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

　　但除非中国政府更加大刀阔斧地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以及城镇户口制度，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在中国经济放缓时将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或许会发现，自己不仅失去了工作，还被期盼已久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拒之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