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杠杆在二十一世纪初得到迅速放大是有原因的：监管减少；高增长、低通胀的“大缓和”时代，银行对系统性风险估计不足；低利率背景下对高收益的追求—换言之，贪婪。

结果是，银行利润增长了，银行职工的收入也增长了。但是过度使用杠杆的结局，谁也无法避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时候，银行却需要社会来兜底了。

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消费需求，货币政策却几乎无能为力，因为名义利率已经降至零了。美国和英国推行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以刺激经济，结果国家债务却上升了。金融危机中涌现出的著名经济学家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曾说过，“信用膨胀将导致（公共）债务危机”。

Alan Taylor等人的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大萧条伴随着金融危机而来，那么它会持续更久更严重。如果金融危机之后紧跟的是信用膨胀，那么大萧条就会“久上加久、重上加重”。而最最严重的后果来自信用膨胀伴和公共债务上升同时发生。

尽管面对金融危机，有很多上述的“在所难免”，但是各国政府仍然应该能免则免。大萧条之后，除了欧元区并无其它债务危机发生。尽管债务引发的担忧随处可见，有些甚至也导致了财政紧缩，但是并没有发生危机。

有人认为是政府的迅速反映，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对此，牛津大学经济学家Mainly Macro表示怀疑。Macro引用了保罗·克鲁格曼的话：

对债务危机的担忧情绪之所以会减缓是因为受“大人物们”的影响，而大人物们的观点又通常立足于金融行业，而金融业又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Macro认为，自私自利可能在欧洲危机的爆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监管面前，金融业进行了“改头换面”。以后能继续被救助，银行收缩了杠杆。因为只有国家兜底，才能（通过隐性福利）继续享受巨额的工资和奖金。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通常被认为是希腊政府无节开支造成的。Macro认为如果当时希腊政府马上违约，同时欧洲央行为其他尚有偿付能力的国家提供无限制的支持，债务危机是可以很快解决的。

但是如果希腊违约，欧洲的银行们就会损失惨重，甚至造成第二次经济危机。因此，希腊的违约在一开始便遭到了抵制（为银行减少损失争取时间）而且其它国家也极力避免违约。结果是欧元区外围国家出现了实际上的紧缩。

直白地说，是欧洲的银行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紧缩的枷锁。在认为这是阴谋论之前，不妨先看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前顾问、经济学家Philippe Legrain对欧洲危机的看法：

此次（欧债）危机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的银行通过直接和间接（通过当地银行）的方式鲁莽地向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房主、葡萄牙的消费者和希腊政府放贷的结果。在坚持认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以及纳税人能偿还银行放出的贷款时，默克尔政府和欧洲央行已经将德法银行们的利益置于欧元区其它公民的利益之上了。

众所周知，在英国和美国，大银行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相比之下欧洲银行对政治的影响力要小很多，所以欧元区没有推QE。于是，欧元区出现了由紧缩直接导致的二次衰退（欧债危机）。尽管最终欧洲央行（原则上）同意了无限制地为欧元区国家提供偿付支持，但是这时紧缩已经发生了。

同时，银行监管规则的变革也变得举步维艰，因为银行们抱怨增加监管会限制它们提供借贷的能力，结果危机反而被延长了。倒是银行职员的收入很快就恢复了，并且增速也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银行的需求和影响力将金融危机与紧缩联系在了一起。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像希腊违约这样的事情，是命中注定会发生的，即使不在希腊。

正如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Mark Blyth所言：

从银行开始的，也会在银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