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代工鞋厂来说，薪资成本的急速上涨是致命伤。”一家东莞台资鞋企高管说。

　　裕元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及休闲鞋制造商，约占全球行业市场以批发价格计算的20%。这家在中国大陆拥有40余万员工的代工企业正陷入劳资纠纷困境。

　　针对员工要求补缴社保金的要求，4月17日裕元集团发布公告称，将从5月1日起，按政策调整员工的福利金。

　　此前，裕元集团的一名女工发现，裕元集团为他们缴纳社保的基数低于他们的月实际收入，这引起了员工的普遍不满。据深圳一家劳动者服务机构测算，“如果全部补缴，裕元集团付出的代价会在8000万至1.2亿元左右”。

　　工资成本不断上升

　　代工厂是对利润最敏锐的捕捉者。

　　1988年，裕元集团在珠海开办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间工厂，并于次年来到东莞，从此这里建立了这个制鞋王国最多的生产线。

　　这个时期，“随着新台币的升值、劳工薪资的上升及台湾电子科技业兴起后对鞋厂就业的排挤作用，台湾本土鞋厂开始出现衰退”，周枝田在他2010年研究东莞鞋企转型的博士论文中写到，此前他已在东莞台资鞋企中供职了十多年。

　　1992年，吴汉耀(化名)来到裕元集团高埗工厂打工，他当时第一个月的工资是400多元，“比老家公务员的收入还高”。

　　2000年以后，“台商制鞋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鞋厂利润、效益突出，甚至有所谓的‘做一双，赚一双’的产业荣景”，周枝田介绍。

　　2004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开始施行，对代工厂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尽管裕元集团2005年营收31.55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16%，但其税后净利润只增长了2.2%，为3.10亿美元，也即利润率只有9.83%。(文中涉及裕元集团财务数据的年份均为财政年度)

　　在裕元集团的公告中，2005年被总结为“充满挑战”，原因是原油及石油化工副产品价格上涨、工资水平上调以及人民币升值等。

　　2003年，东莞市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还是450元，2005年则达到了574元，涨幅27.6%，而在2001年，这个标准还只是430元。

　　2007年是裕元在东莞发展的顶峰，“工厂附近村里的出租房一房难求，商业街的商铺也天天人满为患”，吴汉耀说。

　　但在此时，裕元集团已现疲态，其公报显示，2006年上半年，尽管鞋类总产量较去年同期上升6.9%，达9600万双，但受到原油价格飙升及劳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约0.8%至23.4%。上半年营收17.22亿美元，税后净利1.68亿美元，利润率下降为9.76%。

　　2007年，裕元集团的营收再次以两位数增长，但每股盈利却持续降低，降幅为0.9%。

　　这一年，东莞市政府提出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战略。针对鞋类等加工企业的银行保证金台账管理、出口退税率等政策纷纷调整，抑制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次年，东莞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八大支柱产业名单中，已经不见了制鞋业。

　　向内陆和海外迁移

　　2005年，裕元集团来到了江西上高县，这个只有12.8万县城人口的小城，一下子聚拢了3万名制鞋工人。裕元集团在这里投资了2亿美元，2007年又开工了9条生产线。

　　人力成本是上高县吸引裕元集团的重要原因。县政府递上了一份特殊的人力资源清单——全县l6个乡(镇、场)有制鞋从业经历人员的调查统计。这份调查统计细致入微，包括上高县曾在东莞裕元工厂工作的人员、目前仍在该企业工作的人员，以及这些乡(镇、场)可能为裕元集团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及其分布等。

　　东莞执行广东省的二类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根据当时广东省劳动厅的数据，东莞的标准自2003年的450元调增至2010年的930元，增幅达106.67%。

　　2009年，裕元集团开始在安徽、湖北、湖南、河南设厂，但在这一年，裕元集团运动鞋的营业额在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降幅为2.6%。也是在这一年，裕元集团全球生产线数量在多年增长后也出现波折，较2008年减少了17条，为423条。

　　从2007年开始，裕元集团开始在越南和印尼大规模设厂，其生产线数量总和已几乎和中国国内数量持平。

　　周枝田在他2010年的论文中介绍，以平均每双出口单价为20元美金的中高档运动鞋为例，每双鞋子的人工费用在中国大陆为美金6元，印度尼西亚、越南为3元。

　　尽管此后国内生产线还在增长，但裕元调整的决心更坚定。2011年，裕元位于东莞的裕成鞋厂决定降薪和裁员，其官方理由为订单减少、业务萎缩。但《东莞日报》引述员工说法却是，工厂真正的用意在于让员工自动辞职，将产能转移至江西新厂。该报道称，当年 9 月和 10 月，裕成鞋厂有数十个订单转至江西裕泰鞋厂生产。

　　到了2013年底，裕元集团在东莞市高埗镇的工厂只剩下46000名工人，比鼎盛时期减少了一半。裕元集团国内员工总数也在减少，2012年底为42.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3.7万。

　　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2013年，裕元集团的毛利又下降了0.8%，其财务公报中给出的理由是“工资成本上升，产能搬迁及调配引起的生产效率减低，为国际品牌产品代工的制造业务毛利下跌”。

　　2013年，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为1100元，2014年则再次涨到了1310元。

　　2013年，如果不是减少了销售开支和融资成本，裕元集团的成本将因为上涨的工资而无法与去年持平。其公告显示，2013年的行政开支增加了2.54亿美元，其它开支增加了2166万美元，但其中并未单独列支工资数据。

　　在此之前的2012年，“由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通胀情况令工资上涨及租赁成本上升”，裕元集团的销售、分销及行政开支已比上一年增加了8.6%。

　　裕元集团将在2014年迎来一个重大利好——世界杯，上一个世界杯年给裕元集团带来了15.4%的营业额增长，以及3.3%的每股基本盈利增长。但在这时，劳资纠纷发生了。

　　“像这样的社保维权，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是说以前农民工没有注意到社保问题，而是在当时就业岗位稀缺的情况下，他们不敢提出要求”，长期关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黄岩说。

　　但当第一代农民工到了退休年龄，养老金成为他们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问题。据一家劳动者服务机构的调研，“在一些珠三角城市， 45岁以上的农民工中，有50%-60%左右没有足缴社保”。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前，农民工的社保缴纳普遍不规范。

　　裕元集团的劳资纠纷发生后，鞋厂承诺将开始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但是部分工人却不愿承担增加的自缴部分。

　　“尽管按照目前的缴费水平，裕元工厂的退休工人每月的保险只有几百元，但还是远远高于一些人农村老家每月几十元的收入水平”，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告诉记者，“但他们仍对这样的水平感到不满，意味着这些退休的农民工希望留在打工地生活”。

　　在这次劳资纠纷中，一些工人亦对违法的劳动合同感到不满。“所谓的‘违法’，是这些劳动合同并未在当地人事部门备案，这并不影响对双方劳动关系的确认，但却会导致工人无法享受到当地的一些福利性政策，比如子女随迁入学”，上述劳动者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说。

　　在刘开明看来，尽管中国的农民工收入不高，但仍能“达到或接近人均GDP水平，如果一个工人拿到的工资达到人均GDP，他的收入就不算低，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但为什么要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低？就是因为中国农民工除了工资外，社会保障水平非常低，导致其生活成本非常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