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在当前已经丧失了合法生存能力,只能通过违法行为延长生命、攫取利润的企业,还未等到消亡,就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去葬送一批无辜的人,刺激中国的痛点。
本刊记者 李淳风 发自江苏昆山
2014年8月2日,上午7点37分的一声巨响,炸毁了江苏昆山中荣金属有限公司两层楼的抛光车间,一批无辜的生命由此被葬送。
截至8月8日,爆炸已造成75人死亡,185人受伤,伤者多为全身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烧伤,生命危殆。
伤亡人数是一组僵硬的数字,背后是鲜活的生命和充满希望的家庭的毁灭。一家在当前已经丧失了合法生存能力,只能通过违法行为延长生命、攫取利润的企业,还未等到消亡,就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去葬送一批无辜的人,刺激中国的痛点。
《南风窗》记者的记录只是尝试揭示悲剧,以及悲剧的“发生逻辑”。至于反思,还是留给尚未发生这类悲剧的企业和地方吧。
无 奈
中荣公司上班的时间很早,7点钟就要开工,6点半左右工人就会陆续到齐。
它的产品—抛光好的铝合金轮毂,卖到美国去,一个就值好几千元。而它的买家中,不乏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
按惯例,每天开工前,抛光车间的班长们会对自己管理的工人做一番动员,强调两点:一是要分秒必争多出产品,二是要精工细活保证质量。
甘肃人朱静就是这样一位班长,她在中荣已经工作了9年时间,除去起初一两年做文员的经历,其他时间她都在车间。
她是1989年的中专毕业生,后来又通过努力读完了大专,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她从事的一直是管理工作。她不用在流水线上亲自动手,但时时要注意人力的调动、搭配,以便提高生产效率。
工人们进车间之前,先要穿上一件蓝色的大褂,戴上一个白色的口罩。最简陋的那种劳保口罩,一块白布而已。
抛光轮毂,是在一个不断转动的轮子上面套上一层砂纸,然后在轮毂上反复打磨,直到轮毂变得光可鉴人。这个过程会产生很多金属粉尘,慢慢地在工作台上积聚。
专家称,八九成的粉尘,直径仅为1微米,比常说的pm2.5还要小,肉眼看不到。因此,工人们戴着的那个口罩,基本上也起不到防护作用。口罩,常常也是两三天才能更换一次。
工人们不知道这些自己亲手制造的粉尘会“要命”。最直观的感受只是很脏,工作半天,全身上下就都被厚厚的粉尘覆盖,如果不是眼睛还亮着,整个人就像一个“兵马俑”。下班后用水冲洗,皮肤上沾着的粉尘随着水流下来,泛着淡淡的蓝色。就工作环境而言,中荣一直都是被人嫌弃的,理由也主要是“太脏”,还包括“总是要洗澡太麻烦”。
此前也有工人咳血甚至吐血,或者患上尘肺病,然后离开了公司。不过这种危害,没有被工人们广泛了解。即便是学历较高的朱静,也不知道粉尘危害的严重程度。
两个月前,朱静肺部不适,去医院看过,医生说有一点小小的阴影,但这阴影是什么,她不太清楚,也没有做进一步的病理检查。
任美转在中荣只工作了40天,但她已经准备不干了。她偶尔会和丈夫王国顺说起车间里粉尘很大,工作环境不太好。抛光轮毂要用手死死摁着,时间长了,手就会发麻,40天,她的手已经开始变形。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跟丈夫说,公司10日发工资,想拿到工资就辞职。此时离发工资还有8天时间。
太脏,但收入相当诱人。一个月,大部分工人都能拿到四五千元工资。而外部传言则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出租车司机老马说,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也在里面工作过,一个月能拿七八千元。这种夸张的传言,使得外界仍有许多人想要进入这家企业。
早上7点开工,一般晚上七八点下班,算下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这个工作时间在昆山也并不算反常,王国顺说,别的厂也差不多,但收入低一点。
他和任美转结婚3年,有一个两岁的孩子,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给孩子一个更舒适的未来。
老马的朋友是本地人,干了一个月,这时刚刚辞职几天。老马说,都是命。
哦,成本
8月2日上午7点钟,漫不经心地听完班长们的动员,抛光车间261名工人开始进入各自的岗位。机器开动,“嗡嗡”地响。
在网络上搜索对中荣的评价,得到的大多是负面信息,“脏、累”是主要的表述,但基本没有提到安全。
班长每天动员的时候不会讲到安全问题,因为他们也不懂,朱静就从不知道粉尘会发生爆炸,更不知道是如此剧烈的爆炸。
在朱静的丈夫白小龙看来,公司高层则肯定很清楚。一方面,按常理推断,他们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另一方面,从行动上看,他们很少进入抛光车间,偶尔进去催进度,也是待上三五分钟就会迅速离去。
这天早上6点40分,公司法人、董事长吴基滔,正在办公区的会议室敲着桌子强调生产安全问题。该公司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回忆,吴基滔要求必须马上更换除尘设备,并且找一个本科毕业的有经验的安全员来负责安全监督。
不过,负责工厂日常运作的总经理林伯昌提出了异议,他说,现在更换设备会影响产能,而手头这批订单,要到8月10日才能干完,必须缓一缓。
吴基滔提出更换设备,是因为两个月前设备曾经出过事故,部分收集起来的粉尘着火,差点酿成大祸,当地相关部门随即向该公司下达了整改通知书。不过工人们证实,并没有什么改变,也没有停产。
白小龙曾经承包过中荣的保安工作,对里面存在的环保漏洞比较清楚。他说,除尘设备跟污水处理是一个道理,如果你认真做,那么就要引进高质量的设备,这将要花一大笔的钱,买这样一套设备,可能就需要花掉企业几年的利润。
作为应产业梯度转移而生的一员,中荣也是“逐水草而居”的工业牧民的一员,“水草”,就是成本洼地。30多年过后,劳动力和资源的低价优势渐渐丧失,洼地慢慢水浅的时候,有些企业离开了,继续它们的游牧生活。而有些企业则会蹲下去,假装水仍然很深,并在水底悄然挖掘自己的一块独立的“洼地”。像中荣这样的企业,经过十几年的经营,供应链慢慢稳定下来,它们的游牧成本就会比生产纽扣、鞋子一类的简单加工型企业要大得多,就更有继续蹲下来的冲动。
这就需要进行“成本挖潜”。
无可回避的首先是人力成本上涨,白小龙说,9年前朱静进入中荣的时候,普通工人工资是2000多元,而现在在5000元左右。不过,收入变高了,同时同等产量条件下的用人数量却大幅减少,也就是说,更高收入其实以更高强度的劳动作为代价。“正常来讲,一条生产线安排11个人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但极端情况下,一条线只有五六个人。”
粉尘处理,对设备要求很高,白小龙说,一些企业用比较好的除尘设备,采用的是物理吸附原理,同时还能消除静电防止爆炸,但这样的设备太贵。“他们一直用的设备,其实跟抽油烟机或者排气扇差不多,通过电力产生风力,把粉尘吸进一个帆布袋里,然后定期清理帆布袋。这个过程中会产生热量,电线复杂,也可能短路、燃烧。”
就像一个简单的、巨大的泵,只不过这个泵早已老迈无力。设备全开,一个上午,工作台上的积尘量就能达到一个1元硬币的厚度。
工人说,即便是这样的设备,也很少更新,出了故障换几个零件,很少见到换新设备。
检 查?
朱静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放假,这时白小龙就知道,有人来工厂检查了。
中荣污染严重,这不需要专业知识就可以做出判断。比如电镀车间,弥漫着浓烈的刺激性气味,员工左先生说,凭常识就知道这肯定不合格。环保部门也曾要求中荣整改,不过他们没当回事。再比如粉尘污染,中荣旁边一家纽扣厂的员工说,平时他们的衣服都不敢晒到户外去,因为中荣粉尘大,越晒越脏。
一部分人放假,是中荣应对检查的惯伎。这是为了减少当天的工作量,从而减少粉尘的产生量。
检查人员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公司会组织员工突击清理,把车间各个角落的粉尘一扫而光,还要喷上一层水雾保湿,使得无法彻底清理的粉尘也不至于扬到空气中去。
平时7点准时开工,如果有检查人员来,一部分人放假,不放假的也要等,等到检查人员快进门的时候才开工。这样,看上去干得热火朝天,但工作环境也相当整洁,空气质量良好。
不过,检查人员也是专业人士,不那么好糊弄。一名吴姓管理人员说,其实做足门面功夫不过是为了不让检查人员太为难,这是公关工作的一个必要的配套。
公关并不难,因为企业老板在这个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方有很高的地位—招商引资是昆山经济起步的法宝,也是腾飞的动力。
早年间,昆山流传着发展经济的一些共识:“来帮我们投资的是恩人,来投资的老板是亲人,能打开招商局面的是能人,影响投资环境的是罪人”。投资至上,老板最亲,所以,“老板怎么开心怎么办”。
这就使得那些明显存在的漏洞会被“看不到”。这一次,国务院调查组的结论显示,中荣的“厂房没有按照二类危险品场所进行设计和建设,违规双层设计车间,生产工艺路线过于密集……车间内所有电器设备没有按照防爆要求配置……没有防静电的劳保用品……”
同业工厂里,抛光车间里一般会安装粉尘密度监测仪,一旦密度超标,仪器就会报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车间里还要配备安全员,专门负责跟踪相关安全指标,吴基滔在当天开会的时候就提到过要设立这个职位。然而,这么多年来,这些配置在中荣一直缺位。
由于工作过于枯燥,一些男工人还有抽烟的习惯,偶尔会躲到离车间只有五六米远的卫生间抽上一支。工厂不允许工人携带火种进入车间,但检查措施根本拦不住这种行为。抽烟在车间属于很严重的行为,曾有工人因为抽烟被记大过甚至开除。不过,工人们依旧不明白,抽烟与危险甚至死亡之间有何关系。即便工作将近10年的老工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车间可能发生爆炸。
工人们记得,以前两三天会清理一次吸尘器,后来为了提高效率、节约时间,清理时间集中到一个月一天的假期里。如果工期很赶,当月的假期被取消,那清理工作也会随之取消,往后推到下一个月的假期。
据悉,一年多以前,一名公司中层曾多次跟负责人提起,抛光车间的安全措施不到位,但未获采纳,随后该中层离职。
其实,两个月前发生的火灾,烧毁了公司内的彩钢板房,已经是死神向这家企业发出的一次严重警告,然而,这一警告仍然未获重视。
爆 炸
庞玉琴是刘付文的妻子,刘付文是中荣的抛光工人。
8月2日这天是七夕,中国的“情人节”,庞玉琴一早坐车回陕西老家,她头一天曾让刘付文请假送自己去车站,但刘付文说,自己是新员工,请假不太好。
事实上,即便刘付文提出请假,也很难得到厂方同意。白小龙说,以前朱静生病,或者家里有事,都请不到假。在这家工厂,“不想加班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整条线都在加班,个人是这条线很小的一部分,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人想离职,往往也不批,没办法,硬着头皮干下去。
8月2日上午7点37分,爆炸发生了。
一声巨响,刘付文已经记不清楚是“砰”的一声,还是“轰”的一声。他猛地一抬头,就看到一个巨大的火球迅速膨胀,扑向自己,然后断电,眼前陷入一片黑暗,整个人都“蒙了”。
耳朵里全是巨响之后留下的嗡嗡声,过了一会,刘付文才听到工友们的惨呼,并看到他们身上在着火。头上、衣服、裤子,都烧了起来。当场就有44名工友被烧死、烧焦。
刘付文自己身上也在烧,但一开始完全没有感觉到痛楚。
庞玉琴正在昆山新客站候车。由于刘付文没有请假为自己送行,她还有一些不开心。刘付文缓过劲来之后拨通了妻子的电话,说工厂炸了,自己受伤,被拉到了医院。
这时的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堆满了被烧得浑身乌黑的伤者,躺在床上、地上,稍微清醒的则还能坐起来。庞玉琴疯了一样地找,一个个仔细辨认,直到下午2点才找到刘付文,背部、头部、双手严重烧伤,不时昏迷。
任美转96%以上皮肤烧伤,王国顺一筹莫展。8月5日上午他告诉《南风窗》记者,妻子的喉咙被切开插管,已经不能说话,现在躺在无菌病房。自己无法清晰地了解妻子的状况,医生说,“昨天意识还是清醒的”,但也告诉王国顺,“要有心理准备”。
白小龙的妻子朱静是95%左右的烧伤,医生说还有几道关口要闯,几天时间过去,但危险期还不知何时结束。因为疼痛剧烈,一直在使用镇静剂,所以妻子意识也不清楚。
75死,185伤,死亡和受伤人数是确切的,但因为烧得面目全非,谁死谁伤一时之间依然混乱。家属们被安置在昆山市国际会展中心,等待DNA比对结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公布新的一批,写在一块白板上。死亡的,标记为“遇难”,受伤的,标记为“伤”,每一批结果出来,就有一些人哭得瘫软过去,死者断魂,生者断肠。
无论如何怀抱希望地等待,等到的都必然是坏消息。
与工人们的伤亡惨重形成对比的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多安然无恙,他们一直待在车间之外200米的办公区。白小龙说,只有生产部经理许涛,因为负责生产事务,没办法,他的办公室就安排在车间隔壁,因此他也在爆炸中受了重伤,随后在上海一家医院离世。
不断通过各种违法的“成本挖潜”措施刨深成本洼地,时日一长,企业必然要付出代价。
但,支付代价的,不应该是这些无辜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