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汽车的保险杠比欧洲汽车的保险杠大。这听上去或许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但对于负责谈判一项美欧贸易协定的外交官们而言，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开放市场曾经意味着消除壁垒，这些壁垒旨在保护本国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目前欧美当局给人的印象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也是这样一种协议。实际上，这项拟议的协定属于另一种类型。

　　多数旧式壁垒已经消除，如今的贸易谈判代表们把注意力放在了消除欧美市场现行监管规定之间的差异。谈判的目的不再是消除保护主义措施，而是要协调那些防止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预防措施。

　　这种努力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以往的谈判。当你致力于降低关税时，消费者会因为价格下跌而称赞你，而生产者则会抱怨你取消了保护主义措施。当我们开始讨论监管协调时，情况就不一样了。生产者对这类措施出台的可能性感到兴奋，因为它们会对医药、食品、金融产品、汽车等一切商品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些措施可能会引起消费者担忧——他们担心这意味着废除对他们有益的预防性保护措施。

　　怎么才能拿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与美国和欧洲的监管规定都比较接近的方案呢？双方的监管规定有着同样的目的，但在保护消费者的力度和方式上不尽相同。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比围绕关税的讨价还价要困难得多。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着手创建单一欧洲市场以来，欧洲人就一直在应对这一挑战。未能明确TTIP谈判也涉及监管协调是一大失策。要化解公众的疑虑，谈判代表们需要做到透明。

　　另一个政治障碍与一项计划有关：假如投资者认为地方法规威胁到自己的投资，可以依据该协定起诉政府。谈判代表们似乎忘记了反全球化的活动人士。这些声势很大的少数群体正设法说服消费者，他们将不得不食用以含氯消毒液处理过的鸡肉，不得不食用转基因食品，同时美国数据隐私法将被强加在他们身上。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再引入潜在的投资者与政府争端，将会加重不信任感。

　　双方还低估了德国民意的变化。当我在1999年至2004年担任欧盟贸易专员时，我们能相信德国公众会支持更大力度的贸易开放。但最近的民调显示，德国人对美国的信任感远远不及过去——对于一个需要他们相信美国监管机构的协定而言，这是个不好的征兆。

　　我们怎么才能让TTIP重新步入正轨呢？必须奉行透明原则。我们必须开诚布公地解释，80%的谈判内容涉及监管趋同。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我们可能会在初期收获一些成果，但这是一个长期项目。如果要容忍投资者与政府争端，那么这类争端必须有明显更加合理的理由。一旦法规上存在差异，谈判代表们应该解释，彼此不会触动对方的规定，或者双方都会实行现行保护措施中最严格的措施。

　　最后，双方应保留扩容TTIP以纳入其他感兴趣国家的可能性。如果欧盟和美国克服了上述障碍，让TTIP协定回归正轨，那么他们有望建立起全球监管基准，这将有助于兑现开放贸易的承诺。

　　本文作者曾先后担任欧盟贸易专员、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