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建议，中国“十三五”（2016-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宜定为6.8%，这一数值应当被看作是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这样的发展速度可做到“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他认为，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性目标不宜定得太高，太高比如7%以上难以实现、难以承受；也不要降低太多，太低比如6.5%以下则难以完成十八大确定的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中国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是7%。

　　以下为王军提供的研究报告全文：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完成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编制的关键之年。在“十三五”规划所涉及的众多内容和目标当中，经济增长目标无疑最为引人瞩目，尽管增长目标如GDP因其种种缺陷而屡屡为人所诟病，但这样一个综合性指标暂时还难以被完全替代，特别是它的高低起伏将直接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两个翻一番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离不开对于未来五年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审视，以及基于此的对于“十三五”时期的战略定位。

　　从国际来看，未来五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大致可以做这样粗线条的描绘：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度的转型调整期，世界经济平衡也将出现一些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在艰难地加速转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势不可挡地加速发展，美国积极主导和推进的一系列区域性自由贸易谈判，包括TPP、TTIP、TISA等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将加快，并且不排除其中一些已变为现实；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将从兴起到兴盛，全球科技创新不断迸发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地位日益巩固，服务业稳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外需求复苏曲折而缓慢，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既困扰发达经济体，也成为新兴经济体挥之不去的梦魇，此起彼伏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再次四处飘荡。

　　反观国内，中国经济“三期”叠加的错综复杂局面仍将延续，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愈加明显，进入到了不仅是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期，而且也是风险凸显期、升级机遇期和转型关键期的新阶段。笔者一直认为，“新常态”这一概念恐怕不是一个长远目标，也不是短期追求，而应当是一个中期目标，“新常态”逐步定型恐怕需要至少五到十年，“十三五”恰好处于这一阶段。为此，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也在逐渐增大。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仍将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总体来看，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但笔者仍然愿意乐观地判断，未来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我们还是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争取这个机遇、怎么去利用这个机遇来更好地发展自己，同时也是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应该主动承担起一些必要的国际义务。

　　基于上述分析，“十三五”时期将不仅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期，更将是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转型期、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的突破期和全面推进国际化的上升期。

　　在这样一个战略定位之下，“十三五”时期应强调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把“提质增效”作为发展的主旋律，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力求做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惠民生等多重目标的统一。为此，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性目标不宜定得太高，太高比如7%以上难以实现、难以承受；也不要降低太多，太低比如6.5%以下则难以完成十八大确定的到2020年两个翻番的目标，即“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从一些代表性的机构和学者此前的研究和分析来看，普遍认为我国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撑6%—7%的经济增长，有些认为平均增速在6.5%左右，有的认为在7%左右。因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笔者建议，“十三五”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定为6.6%－7%这一区间，或者，年均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定为6.8%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既延续了我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步伐，同时又不至于降得太快，可做到“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需要强调的是，6.8%这一数值应当被看作是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也就是说，未来宏观调控应坚持“中线思维，区间管理”的理念，完整的调控目标应当是一个区间。只要经济运行在目标区间内，没有触及“上限”和“下限”，就应保持政策稳定，保持战略定力，不应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和强紧缩政策。这样围绕中线进行调控，会给市场主体更加明确的预期，会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富弹性，使调控更加主动、灵活，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这是真正稳增长的思路和做法，而非疲于奔命的被动应付。

　　更进一步，未来我们如果能以国际通行的较为客观、并且可以定期修正的预测性目标来代替当前较为主观且僵化的预期性目标，将是宏观调控的一大进步。

　　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的主要发展目标，当前需要重点研究和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基本支撑力量是什么？应当说，年均6.8%的增长速度仍是一个相当快的速度。根据历史经验，重大工程及重大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能够适时提出未来五年需要开工建设、甚至是完成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的储备清单，以及相应的投融资安排和支撑，还有重大政策的储备和支撑。

　　二是新的驱动力量是什么？面对当前国际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乘势而上？如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如何实现？基本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是什么？

　　三是“十三五”时期我们面临的最重要制约因素有哪些？产能过剩压力的持续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不确定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创新驱动能力的培育和提高不理想，人力资源供应不足，等等，可能都是未来比较突出、需要重视的约束条件。

　　此外，为编好“十三五”规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值得特别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还包括：新的发展动力转换问题，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产能过剩化解问题，产业政策的效果检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城镇化问题，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农业和粮食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问题，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对外战略的调整问题，等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未来如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规划的关系，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规划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