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6日到3月2日，超过372万人次参与人民网提出的16个两会热点问题投票，截止3月2日13时，收入分配以近54万票位居榜首，2010年、2012年该议题同样位居榜首，2011年位列第二。

　　收入分配、财富集聚是老话题。

　　从王小鲁等人的研究与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来看，中国存在财富分配过于集中的问题。根据2012年发布的首份《中国家庭金融报告》，资产最多的10%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其金融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总额比例为61.01%，非金融资产占家庭非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更高达88.7%。中国收入最高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

　　改变收入分配方式有不同办法，或者通过惩罚性税收、剥夺金融资产等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等，或者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在满足激励机制的前提下保护合法财产，提升财富增长空间。两者都会达到表面的公平，前者是普遍贫困下的公平，后者鼓励创造财富，建立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提高国民收入，让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拥有财富，形成正向的财富生产、聚集效应。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种种难题，财富分配正是其中之一，我们不仅面对于寻租获得的巨额财富，也面对辛苦勤劳致富的群体，外科手术式的精准切割才能提高社会整体效率，而不是树立一个周扒皮式的靶子泄愤。可怕的不是贫富不均，可怕的是富裕群体是贪官是八旗子弟。

　　寻租式的巨富有百害而无一利，大官巨贪、小官巨贪就是利用手中的关键审批权、利用手中资源进行寻租变现的典型案例。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被发现有上亿现金，清点现金的点钞机当场烧坏4台，谁都知道在上一轮经济周期煤炭审批意味着什么。

　　2013年２月，被举报坐拥20亿元身家的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后被查实涉嫌受贿罪，其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广州2013年集中审判一批“村官”贪腐：车陂三名村干部一面协助政府管理征地补偿费，一面又帮助承租人用假证套取巨额补偿，收受“提成”达１５３７万；新塘镇大敦村书记、副书记等７人利用“农民公寓”项目受贿逾百万元；黄埔长洲十一社董事长勾结会计套取征地款……在资源高价套现、肥得流油的地方，亦官亦商、独霸一方的村官、乡官，成为贪腐“蝇王”。

　　这并非合法收入，反腐反的就是这些攫取公众资源套现的非法收入，并建立起资源套现、设租寻租的长期监管体制。无论是清末庆亲王的贪腐，八旗子弟的贪腐，无外乎毁坏一手收钱一手给予特权甚至给予乌纱帽，当时的体制是层层设租变现体制，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的心腹之患，也是贫富不均的渊薮。

　　对于中国而言，垄断也是导致贫富不均的又一成因。今年国企薪酬体制改革启动，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截至3月2日，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明确今年将推进所属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垄断企业高薪酬不过是寻租的另一种方式，等而下之者是划分体制内外，有编制无编制，实行变相的饭碗世袭制，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被容忍。因此，国有企业薪酬体制改革固然重要，改变饭碗世袭制更有必要，一个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也是企业，尤其是在实行了股权多元化之后，必须实行市场化的公平用工制度。

　　建立最低工资制与最低保障制度有必要，但是否需要两年一调升，值得商榷，尤其在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个人税费较重的情况下，最好是跟通胀挂钩。

　　另一方面，由于诚信体制与往税水平的限制，中国财富分配有特殊性，如高房价是对多购房的高收入群体的隐性税收，政府与国有企事业福利房越多，越不利于财富的均衡。

　　在发展阶段，收入分配要有利于创造财富，有利于消费，有利于效率与公平感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