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大师伊夫圣罗兰于1977年推出的“中国系列”是西方设计师对“中国风”最为轰动的一次呈现。从未到过中国的圣罗兰凭借丰富想像力，将马褂、对襟、盘扣、官帽等传统元素运用到西式成衣的剪裁中，迅速捕捉到整个时尚界的注目。那一年，伊夫圣罗兰也顺势推出了后来极享盛名的鸦片香水。

　　38年后，对中国的想象仍在继续。今年的MET Gala几乎重现了伊夫圣罗兰式的T台秀。MET Gala，中文名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于每年的5月初举行，是博物馆时装学院特展开幕前的一次名流聚会。自《Vogue》美国版主编安娜·温图尔接管晚会，并负责监督慈善收益和宾客邀请等主要事务以来，它逐渐成为纽约每年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有“时尚奥斯卡”之称，入场券高达25000美金。

　　一直到去年，MET Gala的八卦也只是在小范围内流转。今年，因为跟中国沾边——特展主题为“中国：镜花水月”，又有中国军团的集体空降，它迅速占领了全民社交话题的高地。参加晚会的嘉宾会被要求穿着与展览主题相关的服装，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成堆的盘扣、坎肩、仙鹤、罂粟花，即使蕾哈娜那条被吐槽了万遍的“鸡蛋灌饼”裙，也不过是对龙袍符号的粗暴复制，靠繁复的刺绣来堆砌，简直东方主义得毫无新意。

　　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上，时尚业一点进步都没有！

　　一个关于中国的幻想

　　当中国人忙着嘲弄萨拉·杰西卡·帕克的“福娃”帽，或是安妮·海瑟薇傻傻分不清中东风、印度风或中国风的区别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服装学院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已经洞悉了这一秘密。

　　“‘中国：镜花水月’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的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一个关于中国的幻想，一种东西方的相互分享。”他如是说。时装学院的年度特展自1970年代初启动以来，一直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每年最具吸引力的展览之一，只是风头总不及作为前戏的MET Gala。

　　在筹备过程中，安德鲁·博尔顿了解到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伊夫圣罗兰最负盛名的中国系列其实是时尚历史上最“名不符实”的收藏品之一。这个系列的灵感并不来源于中国，而是来源于Josef von Sternberg的《上海快车》，一部由奥地利人导演和德国演员主演，讲述一个英国妓女故事的好莱坞制作电影。

　　大英帝国时期流行一项室内游戏——传话游戏，英国人将其称为“Chinese Whispers”，一群人通过耳语将信息依次传递，信息最终被数次扭曲。自十六世纪与中国开始交往以来，西方一直对于神秘的地方心驰向往，“但时空距离加剧了人们对中国的浪漫化误读，这也是展览希望传递的信息。”他介绍。

　　大都会博物馆一角的三层楼圈定了特展的范围。在入口处，你可以听到熟悉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背景音乐。灰扑扑的1970年代的服装背后，是正在播放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超过100件时装在此陈列，从18世纪至今，跨越200余年。设计师中除了乔治·阿玛尼、汤姆·福特、卡尔·拉格菲尔德等人外，还有不少“中国面孔”，包括了郭培、吴季刚、许建树以及为彭丽媛设计服装的马可。博物馆还将展示中国古代的装饰艺术品，包括了玉器、漆器、景泰蓝、青花瓷器，这些大多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

　　在一个叫做“水中月”的展厅中陈列着Maison Martin Margiela和约翰·加里亚诺时期的Dior。这些展品均以中国京剧和日本歌舞伎为灵感来源，投射在一汪水池中央，映照出似虚似实的倒影。

　　“展出的基本理念是中国美学对于设计者的影响，但是我也想表达服饰和装饰艺术如何让百年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具体化。它们证明了神秘物件和图案经久不衰的魅力，本身就充满幻想、怀旧和浪漫，塑造出一个虚拟的中国。”安德鲁·博尔顿很希望去探讨中国如何在不断形成这些幻想，而为什么那些过时的风格会集合成一个鲜明的形象？

　　王家卫受邀担任了展览的艺术总监，张叔平则监督风格设计。两人合作的数部电影是西方时尚业对中国想象的重要素材，它们连同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等的电影场景间或地穿插其中，注解着关于中国的意象。同时，一些独具风格的中国女性，如宋美龄、慈禧太后和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的影像资料也在此展出，她们都曾在历史的某个片段中定义了中国女性在西方的形象。

　　“很多图案和文化意象都在翻译中遗失。”安德鲁·博尔顿说。西方设计对于东方文化的解读甚至是误读，以及东方设计在西方世界前的多种展示方式，建立在两个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之上，但交流本身很可能是错位的。

　　一场自我亢奋的游戏

　　这并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一次以中国服饰为主题策展。1980年，博物馆以“满洲龙，中国清朝服饰”为题，展出了清朝旗袍。1994年的“东方主义”，介绍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传统服饰。

　　“当西方设计师想到中国形象，很多时候在他们脑中首先出现的画面会是十八或十九世纪的中国。”安德鲁·博尔顿说。西方最早对中国的认知正是起源于明清，大批传教士带回了古典中国的精美器物和传统技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记录定格了西方大众头脑中的中国。路易十四曾身着中式服装，由八人大轿抬出，引起啧啧称奇。来自东方的道德体系甚至勾勒出伏尔泰笔下的理想国范本。艺术领域则发起了收藏和模仿中国工艺品的洛可可运动，瓷器一度风靡。

　　这些传教士正是第一批“耳语者”。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性解读经过多次转手，遭到重重误读。而空间的距离总是能引发过度浪漫的情愫。

　　到了民国，中西交流增多，具体的中国形象才逐渐清晰。当中国人热衷于西式物件时，女性却以旗袍引发了时尚风潮。穿着高开叉旗袍，画着高挑眼线的黄柳霜通过大银幕，塑造出东方“招牌”，华人女性形象从此和慵懒、红唇、魅惑、神秘等字眼勾连在了一起。悖论的是，在好莱坞，黄柳霜是中国符号，而在中国，她又被看作好莱坞明星。

　　写过《东方主义》的萨义德认为，东方社会是被建构出来的。很多人只是在想象中找寻记忆。当地球越来越平，中国的审美越来越趋向西方时，西方的艺术创作者们只能穿越回明清、民国和文革时代，汲取灵感。

　　当神秘的猎奇色彩逐渐褪去后，中国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的形象却越发鲜明。MET Gala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机构，美其名曰为博物馆筹资，实则已发展为品牌的最佳展示平台，吸引着几乎每一个重要的设计师、模特和演员到场。在温图尔的领导下，这个机构已为服装学院募集了超过1.45亿美元的资金。参会者们愿意承担单张门票2.5万美元、每张10人桌最低17.5万美元的价格。

　　此前，这个时尚界最隆重的盛典甚少邀请中国明星出列。今年从策展到发送邀请函，都不乏商业的考量。商业的归商业，时尚的归时尚。在红地毯上，披龙戴凤、挂绿斗红的景观恰好暗合了“镜花水月”的潜台词。至少在时尚业，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并未有本质上的进展，而中国似乎也沉醉在“中国明星承包MET Gala”的自我幻想中。其实，这一点也没什么好得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