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在2015年秋季审议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构成，而中国能否顺利加入成为了今夏最热的焦点之一。

　　在上周末的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结束后，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称，“我们(G7)完全赞同，人民币纳入SDR在原则上是合适的。相应的技术条件也必须符合，但我们对此没有政治上的分歧”。

　　这一表态被视为这一关键议题上的重大突破。就在4月初，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旧金山演讲时还坚称，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加入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

　　“G7的共同表态表明了美国对加入的转向，尽管是原则上的，仍然意义深重。”一位G7国家驻华使馆人士表示。

　　而就在七国集团宣布的几天前，5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次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不再被低估，对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表示欢迎。分析人士认为，IMF的积极表态将加大年内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货币篮子的概率。

　　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对于今年秋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协商中，人民币是否能够顺利加入特别提款权仍然是不确定的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朔伊布勒在表明对SDR改革的支持态度后又强调，“我们一致同意这一提议，但过于着急也不好”。

　　央行智囊集团OMFIF总裁David Marsh认为，中国、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边角力已经形成。

　　金融危机过后，国内对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呼声高涨，2009年中国曾争取过人民币加入SDR 的一篮子货币，但被IMF以人民币未达到自由使用或兑换的标准为由拒绝。

　　中国此时希望加快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进程。如人民币成功加入SDR，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挑战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在3月底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对中国的短暂访问后，卢表示，“如果中国想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必须成功完成艰难的基础改革。例如资本账户自由化、汇率市场化、利率自由化、并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对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在人民币受到市场上行压力时，“真正的考验”才将到来。

　　亚投行示范作用

　　“美国的迅速转向与亚投行的成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七国集团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向本报表示。

　　他向本报透露，在两个月前七国集团也曾经就是否加入亚投行进行类似的沟通，但当时出乎意料的是，英国在未得到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打破了七国集团的平衡，自发表态以创始国姿态加入亚投行，此后三天，法国、德国、意大利作出了同样的表态。

　　“在亚投行问题上，七国集团有四国成为创始国，事实上美国是被孤立的，而此次的表态说明，美国希望继续在通过原有的话语体系，包括七国集团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其影响力。”上述外交人士表示。

　　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正在增强。

　　而种种迹象也能看出，美国对其在原有体系中的独家话语权的安全感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6月2日，美联储(Fed)前主席伯南克在香港表示，亚投行的发生主要是由于2010年美国没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新兴市场话语权的改革方案。

　　“发生这一切主要是美国国会的错。”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将6%的投票权转移给新兴经济体，但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止。伯南克说：“美国国会没批准该协议。他们应该批准，却没有做。所以我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说，‘那咱们就收拾一下回家吧’。”

　　在亚投行的示范效应之外，中国也在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双边场合进行有关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游说。

　　3月底进行的中德财经金融对话中，“同意中国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了对话成果中的一项核心内容。一位七国集团之一的驻华使馆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今年后几个月还会进行中美、中英、中法等一系列对话 ，中方都将进行这样的尝试。”

　　标准问题

　　在得到七国集团的支持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的方向性问题已经解决。根据IMF时间表，人民币纳入SDR的步骤包括一个五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此后，将在秋季举行正式的评估。任何的变化将在2016年1月开始生效。

　　“与投票权不同，SDR份额变化并不会影响IMF的治理结构，因此不需要理事会85%的投票通过。”人民大学金融系教授赵锡军表示。

　　根据记者查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SDR结构变化决议需要由超过70%的理事会成员通过。

　　也就是说，与2009年因美国国会一票否决的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不同的是，拥有IMF 16.75%的投票权，美国实际上拥有IMF最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

　　加入SDR的货币需要满足两条标准。第一条标准是货币发行国需要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中国早已实现，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第二条标准是人民币应该得到广泛的国际使用。这条标准的界定有些模糊不清，广泛的国际使用未必意味着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只是目前市场上以及政策制订圈似乎把两者划上了等号。

　　赵锡军表示，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规则的解释，而在规定的制定和解释的层面，美国仍然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二条标准，广泛国际使用的核心在于进一步便利资本自由流动。在第31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系列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揭开今年中国重大金融改革底牌，宣布了中国为使人民币成为一种更加可自由使用货币所做出的计划，包括QDII，深港通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公布改革措施的同时中方表示，借鉴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警示，中国提出将采用“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即在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后，中国将继续管理资本账户交易，但很大程度会以转变过的方式进行，包括使用宏观审慎方法限制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维持币值稳定和金融环境安全。

　　然而，这个改革力度是否能够满足美国及国际的标准？

　　“我已经说过，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对中国和基金组织来说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对中方来说，是执行这些标准——中国已经宣布了很多相关的改革措施；而基金组织要公正地评价和决定第二个标准是否真正成立。”拉加德在今年4月表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七国集团外交人士表示，人民币进入SDR的博弈是真正政经大国博弈。“在亚投行的背景下，美国既惧怕被中国新体系排除在外，在努力让中国能继续在原有的国际体系内又希望能够让中国打开资本账户。”

　　而对于中国而言，在2016年主办G20峰会前，融入SDR除去带来象征性国际储备货币、增加全球对人民币储备外，更表明中国积极融入承认并遵守现有国际规则，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以重大利益相关方的姿态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