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北风起，霾渐散，天转晴。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习惯了从拥堵中开始平淡的一天，路永远是稀缺品，以至于“用时间换空间”的戏码在这座城市反复上演。而几天前，同样急于寻路的中国经济，刚刚从纪年上告别了这个异常凛冽的寒冬，继续在冰辙上艰难蛇行。没人能精确断言，下一个春天何时降临。

　　这一天是1月4日，热衷于新闻的人们发现，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头版、二版上，再次出现了冠以“权威人士”的解读文章，而上次人们见到这些字眼，还是在去年春天。那时第一季度刚刚过完，中国经济正在回落到一个让人“不难受”的速度上——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同期最低，但并未滑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合理区间。权威人士及时现身，并五问中国经济，在他看来，7%是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增长数字。

　　而在数字之外，微观中国的经济图景炎凉不均。

　　最显著的是尚未感受到资本寒意的新经济。互联网交易正以每秒数亿笔的比特量级，不停撞击实体商业破旧的城墙，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这只是整个经济版图“二维化”的开始。新能源则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连接用户的新入口——汽车，见证过光伏泡沫后，它们不再幻想独自挑战强大的垄断对手；机器人率先落地并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企业界和政府的宠儿，全然忘了早年富士康的郭台铭对“机器替代人”的冰冷预言……这是现实的A面。

　　现实的B面——围城之内，被称为旧动能的传统势力正在喘息。产能过剩如幽灵般挥之不去，钢铁、煤炭、有色、石化无一幸免，几乎全行业挣扎在亏损边缘。房地产库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线城市的市长们开始为遍布郊区的空房子发愁，并默默承受土地无法继续变现的后果。看似风光的银行业被互联网撬开了一个口子，已然身体虚弱的它们正在快速逼近风险警戒线；而资本市场即将享受短暂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欢。

　　2015年，中国经济的焦点在新旧之间反复切换，躁动不安。

　　“五问中国经济”的8个月后，已是新的一年。观察者发现，再度现身时，权威人士的视线已然收窄聚焦。

　　在这篇名为“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文章中，权威人士直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

　　而细心的人们留意到，在众多口语化的表述中，一个似乎早已为人忘却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确切地说，是1998年。

　　权威人士说，1998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相比上世纪90年代，现在我国的实力相当雄厚，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历史无从假设。否则，若干年后回望现在，是否正如我们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国两代决策者们的思考和行动已然殊途同归？

　　1998年是另一个躁动不安之年。

　　经济数据的异样首先出现在统计局官员的视野。刚刚过去的1997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不仅致使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最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率从8.3%骤降至0.8%。“软着陆”不到一年，中国经济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眼看要转入平稳轨道，却又要面对通缩“脱轨”的风险。

　　决策者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来源。中国的外贸管理部门没有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糟糕程度，乐观情绪在出口外贸领域过度蔓延，他们甚至把 1998年的外需增长预期定为10%。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负增长成为常态，这份乐观明显彻底地失败了。

　　2016年1月6日，已旅居海外的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对经济观察报说，这是当年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经济从高热变成了平稳后，马上进入了急剧的下滑。从外部因素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很大，外贸由高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而且资本外流，这个情况和中国近些年一样，或许比现在厉害得多。

　　外贸乏力，内需的启动同样生不逢时。那些年，决策者一直在推动住房货币化、社会保障市场化和教育有偿化政策，企业家和商场也忙于价格战，期望从消费者手中掏出真金白银。然而，对于当时人均收入不过700多美元的中国国民来说，即便按照世行标准，也仅仅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率当时只达到30%，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1/3，居民储蓄率连续数年在30％上下浮动，且呈逐年递减趋势。鼓励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落至民间时，似乎已有心而无力。

　　经济则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根据宏观监测预警系统，到1997年底，经济运行已处在“正常”与“偏冷”区间交界处，客观上存在继续减缓的惯性。

　　经济学家们纷纷开出药方。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因《交锋》一书名噪一时的财经作家凌志军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当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时，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

　　这是中国成功实现“软着陆”的第三年。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但在决策者看来，比气候更难把握的是中国经济的体温。究竟应该防过冷还是防过热？经济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继续前行的路经何在？一系列选择摆在了刚刚履新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面前。“保8”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正是在那种特殊境况下被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决策层仍对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心有余悸。

　　在担任总理后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明确表态，初步估计，8%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第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邱晓华对1998年这段经济史记忆犹新。

　　从1993年就开始担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后来又赴安徽省挂职省长助理的经历，让他深刻体察到了中国经济的沉重病体和微观痛处。

　　他在当年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范围内有96%左右的工业消费品处于供过于求或供需平衡状态；六成以上的企业反映生产资料供过于求；加工工业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业在三分之一以上。38万户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成品资金占用超过6000亿，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亿。

　　1993年以来的“大干快上”和投资风潮，在经济“踩刹车”后病灶尽显，产能过剩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问题是：药方在哪里？

　　邱晓华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回忆到，对带动今后经济增长的新成长点问题，各方面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来看，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继续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投资，以总量扩张求得经济发展；二是以开拓市场为中心，以市场启动带动经济增长；三是进行资产重组，以结构调整获得经济增长。

　　在他看来，第一种思路，虽然在具体政策操作上相对比较容易，短期内也可以刺激经济较快发展，但长期必然导致金融体系难以承受、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由此，通胀风险势必卷土重来。第二种思路则受制于居民购买力和外贸环境的变化，短期内难有明显进展。而第三种思路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可取之路。

　　因此，在公开发言时，邱晓华不遗余力地推崇后两者，特别是第三条。

　　巧合的是，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颇为流行。

　　1998年6月26日，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在当地会见朱镕基时，就曾谈到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他说，中国的信誉现在很好，即使发展速度只有5％～6%，也不会对你们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鲁宾所说的“改革”，中国的决策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

　　这项名为“国企改革”的浩大工程，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东明所说，“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只有当不改革的风险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才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当中国的决策者不去主动选择时，市场就会代替决策者们去选择。显然，随之而来的惩罚也是残酷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之后，有12个省（区、市）为净亏损。从行业状况细分看，多个行业部门亏损严重，其中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为全行业亏损。

　　以煤炭行业为例，1997年这个行业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70户，总计实现利润不过4亿元。其中，盈利企业108户，亏损企业62户，亏损面为36.5%。

　　亲历者的观察更为触目惊心。原国资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一书中写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已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亏损的源头不仅来自市场。据国务院减负办1997年的调查，国有工业企业各种不合理负担在500-600亿元左右，占实现利税的20%，超过调查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额。政企不分的遗祸显而易见。邵宁认为，按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将是一个全面瓦解和溃败的形势。

　　多米诺骨牌的下一站将是银行。当时国企的亏损已经通过贷款，逐渐蔓延到刚刚建立企业制度的商业银行群体，风险开始渗透进整个金融体系。官方认可的数据称，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3%，已接近破产边缘；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骤然上升到31.38％。

　　一些海外媒体和机构甚至宣称，中国银行业从技术层面实际上早已破产。

　　退途已绝，剩下的只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报》记载了一件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的工人们把机器上凡能拆的机配件、锭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个生铁的主机架，然后开始敲。机架很结实、很厚，他们得用力地砸，还得轮流干，直至机器成为一堆废铁。紧接着，一位工人跟着装废铁的车去了上海钢铁三厂，看着吸铁盘把废铁吸起来，放进熔炉。随后，上海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这就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压产改革第一锤。

　　在这一锤敲响的两个月前，朱镕基把上海多个棉纺厂的厂长、纺织集团的副总，一一请到所住宾馆，目的是听对方算账：如果关掉1万纱锭，要减掉多少人，这些人如果回到社会上去再就业，要用掉多少钱；1万纱锭上面借了多少银行的钱，如果要还掉银行的钱，又要如何操作……

　　这是人们对于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留存下来的最初印象。温故而知新。对于当年那些事，周放生是格外留心的一群人中的一员。

　　尽管早已退休，他对自己曾亲身参与的改革历程仍记忆犹新。2016年1月7日，周放生对经济观察报说，“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1998年中国经济经历的，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供给侧改革。”当时周的身份，是原国家经贸委企业脱困办公室副主任。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提出的目标。作为亲历者，周放生至今还记得，总理当年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说，“国企三年脱困中央下决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脱困的目标要求，辞职以谢天下”。

　　“作为一个总理，他把自己的后路断了。以‘壮士断腕’的大无畏的精神推进改革。”周放生说。

　　军令状已立，不容不进。接下来的一幕幕一定会让今人感到震撼。决策者们一次性把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

　　三年时间，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也相继成为压产改革的重点行业，这一长串名单里还包括建材、制糖、石化、电力……

　　如果1998年的记忆只停留于此，它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位置不会那么重要。

　　1998年，朱镕基宣布费改税，在费负高于税负的年代，这相当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与此同时，他宣布启动政府机构改革，15个部委被精兵简政，这项冒险之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下子闯进了两个“地雷阵”。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正是不折不扣的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

　　就在决策者为国企甩掉包袱时，“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资源，却呈现出了别样的活泼色彩，以至于改变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

　　从数据上来看，改革让当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大幅度缩小，三年后比例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从最初的机电制造迅速切入到装备制造，再进军重工业制造，乃至后来的基础设施领域，最终为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动图景。

　　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一方面，一年前的十五大，已经为民营经济正名，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如2016年1月，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所描述的那样，“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邵宁在书里统计，全国6659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三年时间共计下岗分流2100多万人。当然，由于再就业工程谋划在先，财政补偿和社保体系建设成事于后，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承纳了一部分就业人口，整个社会经历的动荡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但中国经济承受的压力，并不轻松。启动改革的当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仅比上年同期增长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应该是9%以上。

　　财政开始加足马力保驾护航。1998年，项怀诚接替刘仲藜担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被任命为副部长。随即，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以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六个月后再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分两年列入预算，此后追加到2000多亿，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以支持基础建设投资。

　　然而，当年经济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诺失之交臂。于是，第二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顺势将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调减为7%。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中国国企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此前的1999年，中国剥离了1.4万亿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此后的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而从1998年到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徘徊于“七上八下”间，通缩阴影挥之不去。

　　从开始去产能到现在，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2003年，一个久违的词汇，“过热”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同比增长了9.1%。官方确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