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目前逆差收窄有一个重要原因，811汇改以来企业去美元债务杠杆，基本上已经完成。” 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表示，简单说就是企业可能觉得目前的汇率水平合理，大家愿意把手中的美元抛出来。

　　“总体来看，2016年上半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逐步缓解。” 7月21日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16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逆差1738亿美元，其中一季度逆差1248亿美元，二季度逆差大幅收窄至490亿美元。

　　为什么人民币贬值背景下，结售汇逆差出现大幅收窄？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6月外汇市场自发调节能力不断完善、投资者适应性上升，虽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指数贬值较多，但是外汇市场表现供给略小于需求。

　　王春英称，总体而言上半年中国外汇收支呈现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付款总体仍逆差、跨境资金流出压力逐步缓解、售汇率下降、结汇率上升、银行远期结售汇逆差大幅收窄等几大特点。

　　资本流出压力减小

　　人民币贬值压力下，衡量企业购汇动机的售汇率却出现下降。

　　2016年一季度，售汇率为80%，二季度售汇率为74%，较一季度下降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结汇率上升，市场主体持汇意愿有所减弱；2016年一季度，结汇率为59%，二季度结汇率为63%，较一季度上升4个百分点。

　　“5月份数据出来时就发现有这个现象，量价背离，人民币贬值压力仍在，但结售汇逆差规模出现收窄。”谢亚轩表示。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2016年一季度逆差1248亿美元，二季度逆差大幅收窄至490亿美元，其中，月度结售汇逆差由1月份的544亿美元，逐步回落到5、6月份的125亿和128亿美元。

　　为什么会有背离？“一方面汇率灵活性、调节能力上升了；另一方面是市场主体对汇率认识更加深刻，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购汇的时间点。”谢亚轩称，比如人民币汇率从6.5到6.7，这时候可能就有企业、个人会考虑是不是把外汇卖掉，“但是今年年初的情况是，从6.3贬到6.4，大家觉得未来可能还要再贬”。

　　“目前逆差收窄有一个重要原因，811汇改以来企业去美元债务杠杆，基本上已经完成。” 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简单说就是企业可能觉得目前的汇率水平合理，大家愿意把手中的美元抛出来。

　　王春英称，结售汇逆差的变化其实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近期出台了一些支持跨境投融资的新政策，很多企业也会考虑增加境外融资，减少购汇，所以在汇率贬值的情况下，结售汇逆差不一定会扩大。

　　“短期内跨境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继续承压，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降准。”谢亚轩认为，英国脱欧黑天鹅事件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冲击尚未充分体现，近期美元指数走强，这会对中国跨境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不过强美元是把双刃剑，美元持续走强也会拖累美国经济、以及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维持中性，MLF的投放延后降准的时间点。

　　非储备金融账户成跨境资本流动主力

　　“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日益成为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力。”王春英称，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集中反映民间部门的跨境资本流动，2014年二季度前后，我国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出现较大变化。

　　2014年以前除个别季度外，我国非储备性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持续顺差，尤其是2003年到2013年这11年间，外来资本大量流入中国，外汇储备也较快增长。从2014年起，我国非储备性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开始出现逆差。

　　“这并不是反映资本外逃，而是表明我国的外汇更多用于满足国内的机构、企业、个人境外投资的需要。”丁志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以2016年一季度为例，一方面，我国企业和个人对外金融资产增加了1098亿，其中超过50%是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负债下降135亿美元，同时吸收了411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

　　“最近几个季度，非储备金融账户逆差有多方面原因，一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求；另外个人购汇需求，比如送孩子出国读书等；更重要的是偿还外债需求，去年三、四季度超过2500亿美元，今年一季度是500多亿。”谢亚轩称。

　　王春英称，我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以货物贸易为主导的经常账户仍会保持顺差。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依然充裕，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能力较强。而且，我国对长期资本的吸引力依然较强。另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企业和个人将更加理性、合理的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这将引导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向着一个更加平稳的方向发展。

　　这一背景下，未来经常项目顺差、非储备金融账户呈现逆差是否会呈现新常态？

　　“双顺差还有可能出现。”丁志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假设未来国外资本流入增加，国内机构、企业、个人走出去没有进一步放开，有可能出现双顺差。“如果要维持金融账户逆差，可能未来要不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不断放松对国内企业、个人广义对外投资方面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