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未来1-2年内实现企业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能源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较大幅度降低。

　　在国务院发布上述《方案》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以及副院长王朝才等人分别带队去了东、中、西部和东北部分省市进行了企业如何降成本的调研。

　　带队去了东部的王朝才告诉记者，“企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成本负担，下去调研之后确确实实有一些问题还比较大。比方说以前政府做的事情，现在会让中介去做，结果中介收费比政府收费还多。”

　　王朝才说，“企业成本没有想到那么复杂，比如电费问题，电力体制问题，没有想到会这么大。有些企业用电，尤其是用电量比较大、比较多的企业，他们自己想办法，发力电，想办法买便宜的电。企业内部发电也不让企业随意使用，用可以，但是要交钱。”

　　王朝才认为，降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绝非一次性的短期任务，而是一项难度大、影响广泛、极具挑战的长期性任务。他说，“企业成本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因此，深化改革就成了降成本的主要矛盾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长效机制。”

　　七大成本

　　王朝才通过调研发现，企业成本的构成主要是七个方面，分别是税费负担、用工成本、用能成本、用地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

　　用工成本主要包括工资、“五险一金”、职工培训等。其中，工资和“五险一金”是人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王朝才说，“综合看，职工培训在企业人工成本所占比重差别较大。一般而言，软件等高新技术产业人员的培训成本相对较高。”

　　而用能成本主要是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所耗费的电能、燃气等能源成本。用地成本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取得税费及相关土地开发费等。

　　企业用地成本与项目大小、用地规模有关，各地做法不一，需视实际情况而定。物流成本主要是企业产品的空间移动或时间占有中所耗费的各种劳动的货币表现，如包装、搬运装卸、运输、储存、流通加工、物流管理等各个活动中所支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企业融资成本是指资金使用者为了能够获得资金使用权，就必须支付相关的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通常是指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同政府有关部门交往所付出的成本。

　　税费则是企业认为负担的主要方面。王朝才认为，以流转税为主、以企业为纳税主体的税制结构是企业深感税费负担重的主要制度原因。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在刘尚希看来，降成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与其他的四项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企业的发展，首先解决成本问题。“在当前形势下，企业首先是要生存，生存的话就要补亏损，长期亏下去的话，对企业来讲就没有生存了。在它的盈利能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怎么样帮助企业降成本是政府应该做的。”刘尚希告诉记者。

　　刘尚希认为降成本应当从两面来看，一个是企业的事情，企业应当完善管理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来实现控制成本，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为企业降成本创造好的环境，营商环境这个问题企业是解决不了的，就应当靠政府去解决。营商环境包括各个方面，政府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政策的实施，税费实际上都是在营商环境里头，还涉及到市场规则的制定，法制建设问题这些都要政府出马才能解决。

　　税费负担

　　在2016年年初，南方某市发改委针对本市服务业“降成本”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通过重点服务业企业监测平台和服务业联合会开展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1096份，其中认为税费过高的企业有653家，占调查企业的59.74%。

　　王朝才表示，“2010年以来经济出现下行态势，企业普遍感受经营困难，亏损面增加，尤其对于产能过剩企业，其经营更是举步维艰，企业在无利或微利的情况下，仍要缴纳大量与利润无关的税收，从而凸显企业成本压力。王朝才说，“有些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滑，但税负（缴纳税金占销售收入但比重）却逆势上扬，一边是利润滑坡（亏损），一边是大把向政府缴税，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企业税负痛苦指数高、感觉经营成本重也在情理之中。”

　　而南方另一个城市的商业总会针对本市141家第三产业的企业2015年经营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 2015年 12月企业亏损面为25.5%，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5.7%，但应缴税费却同比增长22.7%。

　　企业的反映则是更加直接，调研中，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对王朝才表示“2015年销售收入同比下降334%，利润同比下降67%，而该年度所缴纳各项税金同比下降仅为16.2%”。华东某省的另一家企业则反映称，“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下滑严重的情况下，公司税负逆势增长（2014年税金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6.66%，而2015年该比重上升为7.58%），进一步加重了公司的经营负担。”而一家医药行业的企业则抱怨称，“公司2015年严重亏损20多亿元，但当年在消化年初1.3亿元留抵进项税的情况下，仍缴纳了增值税3.57亿元。2015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9%，而当年缴纳税金同比增长7.22%。”

　　在调研中，也有部分企业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团队反映，部分税收政策和管理体系有待完善。有企业反映，企业所得税研发加计扣除中，未将市场调研（差旅费）纳入加计扣除范围，对企业技术创新形成一定阻碍。日前，国务院发出《方案》中已经提出要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王朝才告诉记者，规费项目繁多、计征方式不甚合理，规费是实体企业反映问题最多、意见最大的一块。

　　据南方某市纺织行业协会的资料显示，“一个企业从建设到投产面临的收费项目繁多：电力配套费、消防费、房屋建设税、房屋质检费、测绘费、白蚁防治费、避雷费、人防费、自来水开口费、蒸汽开口费、燃气开口费、能评费、环评费、土地使用费、房屋使用费、排污费等，企业不堪重负。”

　　一家外贸企业在接受调研时向王朝才表示，“进口环节收费多，物流行业收费不规范，收费项目设置和费用标准混乱，特别是港口码头收费项目多，宁波港拖车费、报关费、订舱费等收费项目达到15种。”

　　某些政府收取基金也成为企业反映较为强烈的税负源之一。据了解，在政府收取的基金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是水利建设基金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及工会会费。某贸易企业呼吁取消地方水利基金，“理由是水利建设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开征，不应再立名目征收。”

　　这次国务院发出的《方案》中提出，取消大工业用户燃气燃油加工费等地方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落实好已明确的减免政府性基金等政策，将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育林基金征收标准降为零，停征价格调节基金，整合归并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等7项政府性基金。

　　王朝才认为与税收负担相比，我国规费负担并不算高。但是种类过于繁多，且政出多门，这给企业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

　　王朝才告诉记者，从全国层面看，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非税收入有7款，分别为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又分为62项，而每一项下又有若干个“目”级收入，仅以“公安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例，其款下有22个“目”级收入。粗略估计，仅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种类则不下500项。

　　在王朝才看来，企业规费种类繁多的背后，折射出政府部门管的依然“多”、“细”、“散”。“中国有25个部委、1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25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字头’的其它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也不下20个，林林总总100有余，再加上分布于各省市的对应部门以及横向衍生出来的‘红顶’中介机构，更是数不胜数。在诸多的政府管理部门中，必然存在职能交叉问题，企业就同一事项，可能要面对诸多部门的监督审核、缴纳不同的规费项目，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大增加。”王朝才表示。

　　融资两极分化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方案》中多处均明确、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分别涉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加大融资担保力度。稳妥推进民营银行设立，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

　　王朝才告诉记者，现在中国企业融资的方式主要有银行信贷、票据贴现、小额贷款、民间借贷、直接融资（债券与股权）、融资租赁等六种。综合来看，2015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企业各项融资费用总额占融资额度的比重）约在6%-20%（以加权平均年利率计算）之间，较以往年度有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持续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企业利息支出有较大降幅。然而，现实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团队发现，企业融资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大中型国企与大型民企（银监会确认的产能过剩行业除外）由于银企共生关系紧密、政府隐性担保、企业运作相对规范等因素影响，融资难度较小，议价能力较强，融资成本较低。

　　王朝才据调研中统计的数据反映，约有85%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型企业能以基准利率或基准利率上浮5-10个百分点获得银行贷款。但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在银企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自身也存在经营不规范、账务不透明的短板，融资难度大，议价能力弱，融资成本高。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能以贷款基准利率或上浮5-10个百分点的利率水平获得贷款的比例不到20%，且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中的“大”企业。

　　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通常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3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没有可变现的抵押物和担保，贷款利率上浮更高。而据广州市商委调研资料显示，中小微企业平均融资成本占融资总额的12%，远高于基准利率。

　　在南方某省，省经信委2015年四季度工业企业调查问卷显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融资利率为6.1%，虽然有68%的企业反映利率下降或持平，但加上风险保证金、担保费、评估费、保险费、公证费等费用后，仅有48%的企业反映融资费用比上年有所下降或持平。

　　而据上述华东某省民间借贷监测利率显示，2013、2014、2015年民间借贷利率虽有明显下降，但仍是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3.5-4倍。

　　王朝才告诉记者，对于政府而言，企业成本可以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方式迅速降下来，比如，大幅降低社保费率、大幅降低税收，一定可以受到企业的热烈欢迎。然而，如何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如何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稳步提升，势必成为降成本之后政府将面临的更大难题。事实上，企业成本肯定不是越高越好，但也并非是越低越好。政府推出降成本的举措不能“摁下葫芦浮起瓢”，必须兼顾多方利益及其长远发展的客观需要。

　　华东一家企业对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团队表示，该公司总成本构成中，用电用能成本约占49%，原材料成本25%，人工成本19%，其他成本7%，用电成本高和发电上网难成为制约企业运营的突出问题。

　　王朝才认为，中国现在能源管理体制和能源定价机制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导致企业用能成本居高不下。用电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由政府部门确定定价，企业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对这些成本进行讨价还价。

　　上述华东企业反映称，首先就是现在自备电厂发电上网收费高，企业利用余热每发1度电，需缴纳各项上网基金成本0.06871元，该公司自备电厂到2015年年底共上网发电接近12亿度电，公司缴纳上网基金费用为7000多万元。其次是备用容量费过高，无论企业是否用电，每月需交纳备用容量费1080万元。“电力直接交易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工业企业特别是部分资源型优势特色产业因电价相对较高而‘用不起电’与火力发电企业因没有发电容量而‘发不出电’的矛盾日益突出。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地方电网主辅不分、厂网不分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电价”传导不顺、电力市场混乱等问题丛生。”王朝才告诉记者。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方案》提出加快推进能源领域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合理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无论是哪种性质（行政性、资源性、市场性等）的垄断，都将抬升企业成本的水平。因此，破除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格局，是政府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一项基本职责。特别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脱胎而生的市场经济尚未全面成熟，更是面临着诸多垄断行为，亟待通过深化改革予以有效解决”，王朝才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