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5日凌晨，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即从0.25%~0.5%调至0.50%~0.75%。这是一年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也是10年来（本轮加息周期）第二次加息。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Yellen）表示，此次加息只是“美联储利率道路上非常小的调整。”言外之意，2017年美联储可能会再次或多次加息。美联储加息对整个国际市场资金流向、外贸业务及股市债市场的影响不容低估，那么，我国纺织业将因此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受提高2017年预期加息次数后获得的极大提振，美元瞬间飙升至14年以来高点，而新兴市场货币则大幅下挫跌出新低。美联储的加息一度使人民币贬值到近10年来的低位，从理论上讲，这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价格竞争上的利好，有利于增加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尤其是纺织、服装等行业企业的出口，但纺织企业部分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进口成本将随之上升。而当前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还需全面分析。

　　首先，进口美棉、澳棉等高等级高品级棉花的成本上升。美股、美元指数受美联储加息的推动大幅盘攀升，包括人民币等新兴国家货币贬值的压力突出，进口成本不断抬升，不利于棉花等大宗商品进口。考虑到特朗普的当选改变了货币政策的政治环境，赤字增大导致美联储急剧加息，因此拥有1%关税内棉花进口配额的纺织厂、进口企业很可能在近几个月加大外棉的签约进口力度，尽快锁定进口原料成本。当然相对于美棉、澳棉等，采购印度棉、乌兹别克斯坦棉等受美元指数大幅上涨的影响并不大（各国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
　　
　　其次，进口印巴、越南等产地外纱和坯布影响不明显。从调查来看，2015年以来我国织布厂、贸易商采购东南亚棉纱一般都是直接下单给纱厂，基本都绕开国外贸易公司或出口商，而且以签约“期货”纱为主（进口的越南纱中约70%以上是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建厂返销回国内），买卖双方直接“洽谈”，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但因双方货币的贬值幅度不一致或调整方向有可能不一致，因此2017年对中国采购企业而言，尽可能缩短下单期、提前装船交货或与国外纱厂协商锁定汇率更有利于纱线、坯布进口。

　　再次，美联储加息并不意味着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爆发”机会到来。虽然美指不断爬高，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趋势不可避免（有专家建议在特朗普1月20日就职前，人民币一次贬值到位），有利于我国出口创汇，纺织品服装出口快速反弹，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欧美日等国家先后“撕毁”WTO协议，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仍然在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因此2017年欧美等发达国家层层设置进口贸易壁垒、频繁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措施、削弱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和渠道的做法将更加“肆无忌惮”；而且由于2017年加息的时间点、加息力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纺服企业、外贸公司须严阵以待。

　　从长远来看，美联储的这次加息将会对中国纺织业带来许多的不确定因素。中国银行经济师李海峰认为，美联储的这次加息，将加速资本的外流。从2016年年初，世界各国就为提振本国经济而想尽办法吸引资金，而到了年底，美国的加息又将导致各国的资本流向逆转。

　　可以预见，进入2017年，将有大量的资本从部分新兴经济体、资源输出国流出，使其本国货币贬值，债务负担加重，进而引发局部地区金融动荡甚至危机。这对于站在市场经济前沿的中国纺织企业来说，本来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的机会就相对较少较难，如果整体资金趋紧，那么纺织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将更加明显。

　　据分析，随着美国经济复苏趋于稳定，“美国制造”战略的推进以及高新技术等带来的成本优势，尤其是美国加息后，美国债券收益率上升，未来全球流向美国的长期资本将进一步增加，还将极大地分流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纺织、轻工企业当下所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压力不仅不会改善，还会在双重作用叠加下加速资本外流，从而无法形成合理的循环状态，这将在很长时间内影响我国纺织、轻工、建材等行业的直接投资。

　　此外，美元升值将造成一些新兴市场的企业信用评级下滑，金融环境恶化以及出口下降。但是，为保住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东盟国家甚至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加入货币贬值的阵营，不仅会造成货币竞相贬值，加剧全球贸易和货币摩擦，还将使人民币兑欧元、日元、韩元及澳元等非美元汇率出现“过度升值”现象，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大大拖延，那么纺织、轻工企业对欧洲、日本或其他国家出口所采用的人民币结算，或将回到用美元结算的老路上来。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认为，从贸易和海外投资来看，日后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抬头，表现形式为高关税的显性壁垒和以侵犯知识产权、环境标准不达标等因素为由限制进口的隐形壁垒。对在美投资的中资企业的影响，将利好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利空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另外，美国将会要求中国政府对美开放本土的服务业和增加美国商品的采购。

　　孙立坚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美贸易保护主义的推进力度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就业问题的缓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国内来看，取决于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到位，确保在开放的环境中中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中资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和金融风险监管及时到位、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有质的改变。后者做得越好，对量化宽松缓慢退出的后遗症以及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挑战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