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握方向盘，开车上北京五环，在当前已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且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可能也不会再惊动交警。

　　7月20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到2020年，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初步建立，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

　　《规划》提到的重点任务包括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经济、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构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前瞻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等6项任务。

　　为支持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充分利用已有资金、基地等存量资源，统筹配置国际国内创新资源，发挥好财政投入、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撬动企业、社会加大投入，形成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多方支持的新格局。

　　3年内核心产业规模1500亿

　　谁先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强国，谁就掌握了这轮科技革命的先机。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规划》首先聚集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问题，提出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体系、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

　　需要突破的基础理论包括加强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感知计算、人机混合智能、群体智能、自主协同与决策等。关键共性技术包括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跨媒体分析推理、群体智能关键技术、混合增强智能新架构与新技术、自主无人系统的智能技术等。

　　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峰表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是个广泛的概念，主要特点包括数据驱动，设备能够自我感知、自我判断、自我调整。”

　　《规划》提到，我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差距较大。

　　“不仅国内，当前在其他发达国家也面临许多技术瓶颈。在技术上，芯片、控制软件、传感器等核心部件需要突破。还有成本问题，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原来的产品、原来的价格，但因为是采用了智能设备而使成本增加，反而不划算。”刘峰说。

　　抢占国际人工智能领域高地，《规划》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理论和技术层面，《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实现重要进展，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进入国际第一方阵；到2025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按照《规划》预期的目标，2020年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到2030年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

　　为新技术应用奠定法律基础

　　除了技术方面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发展瓶颈还来自于伦理、法律等层面。就在今年7月5日，百度公司CEO李彦宏乘坐无人驾驶汽车上了北京五环就惊动了交警。

　　刘峰评价说：“除了理论技术，另外有两点挑战，现在很少人提及：一是人工智能所需的大数据的权属、价格该如何界定；二是智能设备带来的法律责任还不明确，如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交通事故，谁该负责，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市场规则、法律制度层面的调整。”

　　对此，《规划》有清晰的认识：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规划》提出，既要加大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限度发挥人工智能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的挑战，协调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与社会政策，实现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的协调，最大限度防范风险。

　　在法律法规的调整完善方面，《规划》明确，要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

　　涉及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完善具体包括，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建立追溯和问责制度，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

　　《规划》特别提到，重点围绕自动驾驶、服务机器人等应用基础较好的细分领域，加快研究制定相关安全管理法规，为新技术的快速应用奠定法律基础。开展人工智能行为科学和伦理等问题研究，建立伦理道德多层次判断结构及人机协作的伦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