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了《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简称报告）。

　　在报告中对融资成本的分析显示，银行贷款融资最低，中部地区企业债券融资的成本最高，从所有制情况看，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低于中型企业。

　　报告认为，从银行贷款渠道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企业的银行贷款利息成本呈现明显阶梯下降特征，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因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占比较高，获得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从债券融资渠道看，中部地区企业债券融资占比最高，但因域内银行不良贷款的集中暴露、企业债信评级下降等因素影响而导致融资利率偏高。股权融资的货币化成本是样本企业各融资渠道中最低的，东部地区因民营企业较多、金融市场与中介服务机构活跃、企业整体规范性更好，股权融资成本也最低。其他融资渠道呈现出与股权融资成本相同的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上升的分布特征，充分表明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及受辐射带动影响较大的中部地区，企业融资的多元化选择更多。企业所有制的差异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依融资渠道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所有制背景带来的影响在银行信贷领域仍表现明显，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在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市场中的成本优势并不明显。

　　2016年8月，国务院发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以下简称48号文），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为了解降成本政策的实施情况，2017年3月-5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财科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实地调研，采取与地方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座谈、到实体企业走访和线上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进展、成效及面临的困难，调研行业涉及有色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科技等多产业领域，贯穿原材料到终端消费品全产业链，涵盖大中型国企、民营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类型企业。

　　融资成本分析

　　报告显示，根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4-2016年，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资金规模，我国企业外源融资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受货币信贷宏观稳中偏紧的影响，2016年以来，企业融资增速放缓。在各类融资方式中，银行贷款依然是企业外源融资的最主要方式，其次是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与其它融资方式（信托、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相比仍然较少。但对比单家企业的各类融资规模时发现，单家企业的平均债券融资规模要远大于单家企业的平均贷款规模。

　　报告认为，银行贷款成本仅次于其它融资成本，依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顺序呈现明显阶梯下降特征。东部与中部地区企业各期限银行贷款加权成本约为7.09%和6.97%，明显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的6.41%和6.46%。中部地区企业债券融资的成本最高，各年加权平均成本达到6%，其次是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5.32%和4.73%，东部地区最低，加权平均利率仅为3.61%。

　　股权融资成本的区域分布则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上升局面。2014-2016年，东部企业股权融资的显性成本不到融资总额的1%，而西部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则高达融资额度的3.77%。

　　报告内容显示，从所有制情况看，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融资规模大，融资成本低；而民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在样本企业中，2014-2016年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分别为6.13%、5.91%和5.26%，而民营企业则为7.65%、7.41%和6.79%。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低于中型企业。2014-2016年，大型企业银贷加权平均利率在6.36%-6.92%之间，小型企业在6.34%-7.20%之间，微型企业则在6.0%-6.73%之间，而中型企业在6.81%-7.58%之间，明显高于大型企业和小微企业。

　　上述分析表明，2014-2016年，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资金规模，我国企业外源融资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受货币信贷宏观稳中偏紧的影响，企业融资增速放缓。在各类融资方式中，银行借款依然是企业外源融资的最主要方式，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与其它方式融资（信托、融资租赁、小额贷款等）快速增长，资本市场满足优质企业融资需求的能力上迅速提升，但总体规模仍相对偏小。

　　报告认为，企业外源融资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融资渠道、不同类型企业（所属区域、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大小、所属行业差异等）之间的融资成本差异明显。从银行贷款渠道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企业的银行贷款利息成本呈现明显阶梯下降特征，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因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占比较高，获得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从债券融资渠道看，中部地区企业债券融资占比最高，但因域内银行不良贷款的集中暴露、企业债信评级下降等因素影响而导致融资利率偏高。股权融资的货币化成本是样本企业各融资渠道中最低的，东部地区因民营企业较多、金融市场与中介服务机构活跃、企业整体规范性更好，股权融资成本也最低。其他融资渠道呈现出与股权融资成本相同的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阶梯上升的分布特征，充分表明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及受辐射带动影响较大的中部地区，企业融资的多元化选择更多。企业所有制的差异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依融资渠道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所有制背景带来的影响在银行信贷领域仍表现明显，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在债券融资、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市场中的成本优势并不明显。企业规模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较为复杂。样本数据显示，得益于国有企业的固有优势和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优势，我国大型企业、小微型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低于中型企业。但是，受产能过剩与“去产能”政策、市场分层因素、区域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在资本市场，企业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显著表现出随企业规模的减小，各类融资方式的利息成本或融资费用也随之降低。中型企业各类融资成本偏高，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正日益突出。从行业分布看，资本密集行业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总体低于劳动密集型或轻资产的智力密集型服务业，但是部分受政策调控的行业，如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杠杆率较高的房地产业，银行贷款利率也较高。各行业企业债券融资利率、股权融资成本均低于银行贷款融资，且行业之间的利率成本差异明显大于银行借款。

　　各类因素影响

　　同时，财科院的报告也显示，虽然降成本的客观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是，各行不同类型企业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所带来的获得感并不一致。

　　财科院问卷调查数据显示：（1）在调研的样本企业中，有43.7%的企业认为目前已无融资困难，而认为依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企业数量占比达到了56.3%，即超过半数企业对政策成效的获得感不强。进一步考察融资贵的主要源头，有84.1%的企业认为利息费用高是导致融资贵的主要原因，26.2%的人认为是中介机构服务收费高，26.9%的人认为金融机构非利息收费高。

　　（2）从区域分布看，东部、东北地区企业的获得感较大，有50.1%和47.7%的企业认为目前已无融资困难，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企业的获得感最低，仅有32.4%的企业认为目前无融资困难，这似乎与中部地区民营企业居多、经济效益总体偏差、银行信贷融资规模最小有一定直接关联，毕竟在银行信贷领域，所有制优势依然明显、机构政策性较强，而企业经营效益不佳对成本变化也更为敏感。

　　（3）从所有制背景看，国有企业的获得感更大，调研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中，认为不存在融资困难的企业占比达到52.1%，而民营企业中仅有38.6%的企业认为不存在融资困难，民营企业的获得感较低，进一步考察融资贵的原因，利息费用高仍占多数，达到83.6%。

　　（4）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中，认为无融资困难的企业占比分别为41.6%、40.9%、42.8%和53%，微型企业的占比最高，企业获得感最大，而其他类型企业的获得感则相对较低。

　　（5）从企业所属行业角度看，在调研的各行业中，住宿餐饮业企业获得感似乎最大，在该行业中，认为目前无融资困难的企业数占比高达57.6%，其次是交通运输业、能源供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信息服务业，认为无融资困难的企业数占比在45%-50%之间，而农林牧副渔、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企业的获得感最低，其占比基本均在39%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