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报告》出来以后，引发了对新东北现象思考讨论的新一轮热潮，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认识偏差。当前，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认为东北问题的根源在于东北的文化传统，由于东北人缺乏企业家精神，东北经济才有了今日之困。换句话说，东北经济的下滑是东北文化基因的缺失，东北文化缺少了企业家精神这个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

　　笔者将这样一种观点称之为宿命论，因为按照这种说法，东北文化注定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那么东北今日之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论调不仅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而且还完全忽视了一个根本事实，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后，东北经济发展总体上领先的，如果把历史视距拉长，东北经济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走在全国前列，哈尔滨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面粉、啤酒等生产出口基地，外国商业机构多达1809家，这些充分说明东北文化与市场经济是相恰的。

　　当前东北经济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失速，从2014年开始，东北GDP增速开始了自由落体式下滑，2015东北三省财政收入均为负增长，这些宏观经济指标虽然不排除有挤出原来虚假水分的因素，但还是基本反应了东北经济增长停滞的客观情况。与此前十年间东北GDP增速高于全国的情况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社会造成的震动不小。

　　经济失速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辽宁省201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2014年遭遇冲击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8.1%，形成了巨大的需求缺口，仅仅靠消费和出口难以填补。二是产业结构失衡，轻重工业发展比例严重失调。辽宁省和黑龙江2014年重工业占第二产业比重高达8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石油等，而这些产业都是当时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三是国有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比重失衡，东北国有企业资产比重高达50%左右（规模以上工业），而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10%左右，民营企业对经济贡献有限，大国企打喷嚏，全省经济就要感冒。正是由于东北经济结构失衡，在外部冲击之下，结构调整步伐艰难，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降，出现“断崖式”下滑。

　　要解决东北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既要破旧，又要立新。破旧就是破除旧的发展模式，彻底改变过去对国有企业、重工业和投资过度依赖；立新就是寻找新的动能，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和轻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走出一条适合东北实情的路子，这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接来下该怎么做？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不少学者认为市场能干好这一切，政府容易添乱，最好什么都不要做。这些漂亮的理论设想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指望市场能自发运行，让旧的产业消亡，让新的产业的壮大，自动实现产业的演化升级，是一厢情愿的，在现实中难免碰壁。

　　东北经济发展曾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上世纪90年代，东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大批工人下岗，旧的生产体系被打破，但是，这十多年间，并没有看到新的支柱产业兴起，反而是经济出现逐步萎缩，2003年东北GDP从原来占全国的14%下降到9%，90年代成了东北经济发展失去的十年。破旧与立新之间，出现了一个产业发展断档期，而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缺位，让东北丧失了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系列政策出台，而这些政策不是着眼于培育新的产业，还是坚持了比较优势，以发展重工业为主，以大项目建设为主，虽然此后十年间东北地区的GDP增速要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但是在当前外部冲击下暴露了东北经济高增长下的脆弱性，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这十年的产业政策不仅没有让东北摆脱路径依赖，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如果因为原来的产业政策不对路就完全否定产业政策的作用，是不客观的。

　　从前段时期对产业政策的大讨论到对东北产业政策的反思，不少学者将东北产业政策看作是阻碍东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放弃产业政策的观点几乎占据了主流声音。有趣的是，国外的学界和政界近年来对产业政策也进行了重新思考，包括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英国财长阿利斯泰尔·达林在内的一些人都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加强产业政策，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抛弃了华盛顿共识中自由市场的一些框框。从一些科技和经济强国看，政府都在对新产业进行支持，美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包括INTEL，APPLE等一大批的公司在初始阶段都得到了这个项目的支持，以色列政府也通过设立Yozma和Inbal两支基金来引导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

　　中国政府对产业的支持政策比较普遍，但要求减少甚至放弃产业政策的声音日渐加强；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相对较少，而一些西方学者则希望加强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围城现象。不难看出，双方都是基于对过去各自产业发展的问题做出反思而得出的结论，都把对方作为镜子来看自己，中国更多地看到了产业政策的负面效应，而西方反而看到了产业政策的积极方面。

　　东北经济要实现脱困，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但不能继续沿用原来的一套产业政策的做法，不能换汤不换药，必须对原有的东北产业政策体系进行改革与重构。首先，产业政策的支持对象必须明确为东北中小民营企业，东北的民营企业规模小、长不大，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东北地区仅10家，不及江浙两省的十分之一。新的产业政策要对东北优势产业中的民营中小企业进行全面扶持，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次，产业政策的决策过程要民主化，东北各地应该支持什么样的产业？不能一味套用上级发展规划，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减少在决策过程中政府官员和高校学者的投票权，更多地让企业家来决定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让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没有谁比企业家更明白市场和企业的现实问题。最后，要完善政策工具，怎样支持这些产业？具体政策上，改变现在一味套用设立财政专项、建立引导基金、打造平台这些大而化之的方法，要问题导向，一业一策，把产业政策和教育科技、财政金融、人才政策有效地协同起来，对症下药，增强产业政策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发挥产业政策作用，促进东北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