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正逼迫中国调整人民币估值。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全球经济所需要的，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并降低其经常项目盈余。

　　有些人（中国国内外的都有）认为，就全球市场份额而言，这是一场静态的零和游戏。这毫无益处。主要问题在于增长，以及全球需求的复苏。全球需求不足，是由于美国储蓄上升，这是本轮危机所造成的，但这种局面有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大约相当于全球需求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较高的增长率数字以及不断回升的贸易额（其中进口增长速度高于出口），表明中国的危机应对策略正在生效。但是，中国可能不得不对这些措施加以抑制，以避免经济过热、通胀和资产泡沫。另外，在一个把资金完全用在投资上的发展中国家，盈余没有任何战略意义。

　　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汇率上面，似乎是基于以下假设：它是盈余的主要根源，也是消除盈余的主要政策工具。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国，要减少盈余，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降低赤字一样。高储蓄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政府直接或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控制了过多的收入。家庭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远低于国际标准；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30%，这一比例则偏高。这使得家庭消费占到GDP的40%-45%。要维持增长、更好地利用目前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引导经济实现向中等收入过渡相关的结构性变革，降低盈余而又不损及增长，上述两项比率都必须大幅调整。

　　如果不进行这些结构性改革，而实现人民币的浮动和可兑换（即停止资本管制），结果很可能是储蓄和贸易盈余继续高企、私人储蓄流向海外投资领域，而经济增长缓慢。汇率升值本身并不能消除盈余。

　　迅速增加内需，对于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必要的。不管怎么说，传统的出口行业都在衰落。收入正在上升。相对优势正转移向高附加值行业。为拉动增长，引导经济结构性改革（向中等收入过渡这一复杂过程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增加内需，开拓新的出口行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利益与全球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过剩储蓄约占GDP的10%。这部分储蓄必须转化为家庭消费。

　　中国国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为保持在供应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人民币有必要升值。升值力度不够，将导致结构性改革陷入停滞，进而影响生产力增长和收入。

　　中国存在希望保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危机可能会暂时增强他们的地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倾向于静态零和游戏的观点。敦促汇率升值会促使他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这股反抗是暂时的。没有人会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收入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会依赖以出口为导向、附加值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行业。

　　随着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衰落，人民币升值会让广大农村人口变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吗？这是中国国内担心的一个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盯住汇率机制和补贴都不可取。在发展的初步阶段，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一大行业。但在将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不会成为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就业机会主要将来自国内经济、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以及他们所消费的服务业。

　　因此，中国要实现增长，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向国内市场，消除经常项目盈余，使人民币逐步升值。公平地讲，人们可以把汇率视为触发更深层结构性改革的因素。问题在于目前所传出的信号。把目光局限在汇率上面，反映了对转型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理解。这种态度有利于中国国内外持零和观点的人士。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