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顺利保八，现在大家都在关心，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会达到多少。更有利的是，中国的出口也恢复了增长。但我们应该为这种变化而欢呼吗？恐怕还为时尚早。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是在政府大力度的反危机政策下实现的，虽然对外需的依赖有所下降，但中国依然在经常账户上拥有庞大的顺差。更严重的是，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明显上升，这与扩大消费比重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去年在保证总需求稳定的同时，进一步恶化了结构问题。而如今，通胀、资产泡沫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更为明显，从这些方面，今年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压力将更大。为此，本报最近专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清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请他来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欠灵活的汇率增加宏调难度

　　 《21世纪》：2009年12月，中国出口在经历了长达数月的负增长之后，首次实现了正增长。今年1月，这种正增长的态势继续得以维持。由于中国目前仍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日前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再度兴起。现在这方面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认为汇率对贸易顺差作用很小，一是认为升值可以有效地降低贸易顺差，您对这两个观点怎么看？

　　 魏尚进：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有片面之处。一方面，现在有人认为汇率的波动对中国的外贸影响很小，所以升值对降低贸易顺差没什么作用，并以此为理由拒绝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现在这么大，汇率不调整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既然汇率对外贸的影响不大，那中国调一下汇率也没什么不好，这既可以有助于经济再平衡，也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我个人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中国的外贸肯定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小。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一种反映，而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本身是很多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仅凭汇率杠杆，中国是无法完全消除贸易顺差的。

　　 尽管汇率对中国进出口状况的影响有限，但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因此而拒绝汇率调整，原因在于汇率对中国经济的其他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没有汇率的灵活性，宏观调控的难度会增加不少。中国现在因为有资本管制， 所以货币政策还没完全失效，但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高度开放，资本管制是很难长期有效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固定汇率和独立有效的货币政策之间做一个选择。

　　 现在国内从上到下都非常关心资产泡沫和通胀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国内的货币政策有更大的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尽可能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需要灵活的汇率来保证。这也就是说，不管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有没有压力，不管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的进出口有多大影响，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我们都应该调整人民币汇率，让其变得更灵活。

　　 《21世纪》：关于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您的观点，您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收缩中国巨额的一个贸易顺差会有作用，但作用可能不大？

　　 魏尚进：没错。从理论上说，贸易顺差恒等于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值，这意味着假如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差值的形成有汇率以外的结构性原因，那么汇率调整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将是非常有限的。根据我个人的研究，中国高贸易顺差的背后存在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中国的高储蓄率实际上和性别比例失衡存在一定联系，而这些结构性因素是很难通过汇率调整去改变的（关于高储蓄率与性别比例失衡的观点，详见2009年8月25日本报21版《竞争性储蓄：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一文——编者注）。

　　 《21世纪》：您认为高额贸易顺差的背后是很多结构性因素，因此汇率无法解决问题，但您也承认，汇率调整对收窄贸易顺差有作用。这似乎意味着即使是从进出口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调整汇率，因为我们的目标是降低对外需的依赖。您怎么看这点？

　　 魏尚进：这个我同意。既然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已经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了，而汇率对调节内外需的比例又有一定作用，那么调整汇率也能部分帮助增长模式转向更可持续的方向。

　　 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我认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很可能会有助于缩小国内不同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具体来说，中国现在的汇率政策对出口企业比较有利，这实际上是对出口企业的隐性补贴，对非出口企业的隐性征税。由于出口企业大多聚集在沿海地区，内地的出口企业比较少，因此汇率低估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内地的征税和对沿海的补贴，而这个政策恰恰和政府希望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的目标相冲突。现在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在缩小地区发展差异，另一方面却由于欠灵活的汇率政策在加大这种地区发展差异，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大汇率的灵活性也是有益的。

　　 灵活的汇率政策将提高管理效率

　　 《21世纪》：您之前提到了资本管制的问题，虽然您倾向于认为目前的资本管制效果有限，但国内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资本管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线，您可以具体说说您在这方面的观点吗？

　　 魏尚进：一方面，我认为中国的资本管制不能说没有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管制主要在短期内有用，统计分析表明，随着时间推移，资本管制的效率会逐渐降低。其效率递减的原因在于人们会找出各种办法去规避资本管制，这些规避方法大体上有两类，一是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的手段来合法或者非法的规避资本管制；二是通过贸易渠道规避管制。对监管当局来说，贸易渠道的规避方法是最难监控的，举例来说，出口企业可以通过虚报出口额的方法把外资引进来。中国现在进出口占GDP的比例在世界大国中是最高的之一，这意味着中国的资本管制漏洞不会少。

　　 当然，并不是说因此资本管制并未完全失效。但这里会牵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做的成本有多高？这里面的成本不但有实际资源的成本，还有机会成本。从这个角度出发，要长期维持资本管制与欠灵活的汇率制度，成本会很高昂的。

　　 《21世纪》：虽然资本管制的成本不低，但也许资本管制对防范金融危机很有用，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也是一种成本，您觉得两相比较应该如何取舍呢？

　　 魏尚进：首先，中国资本管制很多组成部分的主要目标并非是防范金融危机，而是为了和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相配合。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这使得热钱有比较强的动机进来套利，因此政府需要资本管制来堵住热钱进出的通道，以维护当前的汇率制度。也就是说，资本管制在当前主要是汇率制度的配套政策。

　　 其次，假如资本管制的唯一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那我们可以在低得多的成本下实现这一目标。比如说，在汇率灵活性加大的情况下，中国防范热钱的任务会轻很多。这时候还需要资本管制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银监会等机构来调控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规定什么资本可以进来，进来之后去哪里投资等等，这样的管理方式应该会比目前的制度在成本上低很多。

　　 《21世纪》：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恢复了高速增长的状态，但美联储可能很长时间内还不会加息，结果导致中国现在加息的空间较小，您对此怎么看？

　　 魏尚进：中国的加息空间受到限制，恰恰是受汇率政策束缚造成的。本来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应该和中国关系不大，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去决定是否加息，但由于现在人民币钉住美元，假如人民银行比美联储提早很多加息，这会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从而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在这种考虑下，人民银行不得不推迟加息的时间，或者降低加息的幅度，这相当程度上说中国的货币政策由于受到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

　　 《21世纪》：但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有作用，因此加息空间还是有的。

　　 魏尚进：有一点空间。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央行没有工具可用，或可用的工具都没效，而是我们原本可以有更多的政策工具，而且可以让这些工具更有效，但由于汇率政策限制，这些货币政策工具现在就像生了锈的剪刀一样，虽然还有作用，但用起来很费劲，成本也很高，等于说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与其这样，倒不如让汇率灵活些，磨快手中的剪刀，让它更锐利一些，这样工作效率也高些。

　　 中国今年会面临

　　 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21世纪》：刚才您从国内的角度谈了您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管制的很多观点，现在我想从国际的角度来问您一些问题。最近几年，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议此起彼伏，在今年1月1日的《纽约时报》上，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撰写了题为《中国新年》（Chinese New Year）的文章，该文力主美国采取各种措施要求人民币升值，甚至包括贸易战的方式，您对此持何种观点？

　　 中国今年会面临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21世纪》：刚才您从国内的角度谈了您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管制的很多观点，现在我想从国际的角度来问您一些问题。最近几年，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议此起彼伏，在今年1月1日的《纽约时报》上，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撰写了题为《中国新年》（Chinese New Year）的文章，该文力主美国采取各种措施要求人民币升值，甚至包括贸易战的方式，您对此持何种观点？

　　 魏尚进：最近几年，虽然美国一直在要求人民币升值，但美国也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对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假如人民币升值后，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下降，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的新增外汇储备很可能会明显减少，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资了美国国债，因此这可能会导致中国未来购买的美国国债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在未来几年，美国仍然需要大量发债以支撑巨额的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美国将很可能需要提高利率去吸引新的投资者。美国国债利率的上涨不但会加重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更可能导致长期利率上扬，从而加大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全世界的流动性非常充足，长期利率也没有抬头的现象，这意味着假如中国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这对美国长期利率的影响将微乎其微。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现在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好机会。

　　 另外，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今年是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年，国会议员面临着选举压力。在10%的失业率下，民众自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增加就业，而中国拥有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因此人民币汇率必然是热点话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一方面会对中国施压，另一方面也会对奥巴马政府施压，督促其针对人民币汇率采取行动，所以我完全可以预想到，今年中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压力一定会大涨。

　　 《21世纪》：您认为现在全球流动性充足，因此中国调整其美国国债持有量将很难对美国的长期利率产生影响，因此现在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成本很低。但克鲁格曼在文中提出，中国抛售美元资产实际上对美国是有利的。其理由在于，抛售美元资产会导致美元汇率下跌，这会刺激美国的出口，从而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您对这个观点如何评价？

　　 魏尚进：在美元汇率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企业界比较支持美元贬值，因为这可以增加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也部分支持这个想法，因为这有利于收窄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害怕美元汇率出现急剧下跌，因此不敢公开支持美元贬值。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未来几年，美国政府借债的需求很大，为了稳定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信心，美国政府不能大张旗鼓的让美元贬值，这只能偷偷来做。

　　 回到克鲁格曼的观点，他认为假如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这对美国影响不大，甚至有正面影响，但我不完全赞同这点。假如只有中国在抛售美国国债，其他投资者没有跟风，那么有可能出现克鲁格曼所说的情况。但假如在中国的带动下，其他投资者都对美元的前景产生了怀疑，大家同时抛售的话，那这肯定会对美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目前美国以低利率融资的局面将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届时的局面可能不会像克鲁格曼想的那么简单。

　　 《21世纪》：您认为投资者蜂拥逃离美国国债的情况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教授过去对此提出过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那些卖掉美国国债的投资者不会在账面上存放现金，因此必然会去购买别国的金融资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市场中有人卖出的时候，另一人才能买进。这也就是说，甲抛售美国国债买入德国国债，需要以乙卖出手中的德国国债作为条件，而乙卖掉持有的德国国债后，又需要为手中的现金去寻找出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大、流动性最佳的市场，因此那些卖掉德国国债的投资者可能掉过头来还要购入美国国债。从这点来看，贝克尔教授认为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不像想的那么大，您对此怎么看？

　　 魏尚进：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贝克尔教授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可能就不对了。举例来说，现在中国持有约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假如中国选择抛售美国国债，那么美元资产在基本面没有明显恶化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可能影响有限，因为其他投资者会买入中国抛售的美元资产。也就是说，贝克尔教授的观点有道理。

　　 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行为反映的是对美元资产基本面恶化的判断，那这时候中国的抛售行为就会产生很不同的效果。实际上，贝克尔教授的观点是建立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各国投资者都只能使用美元的假设上的，但我认为这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吻合。事实上，欧元资产的流动性很好，日元资产的流动性也不差，现在之所以大家还愿意持有美元资产，是因为大家认为从中期来看，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可能还不如美国经济。假如未来投资者这方面的看法改变了，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比欧洲和日本更严重，那么投资者很快就会对美元资产的前景产生怀疑。而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流动性不错的非美元资产在和美元资产竞争，这样一来，投资者很可能选择不再持有美元资产。所以，我认为投资者选择不多、必须持有美元资产的看法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