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里，直接要求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此言一出，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百余名国会议员的联名信、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更是把这一事件推向白热化。

　　赞同“汇率操纵论”的美国人都认为，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的出口优势将减小，全球贸易失衡就会得到彻底解决。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在昨天召开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研讨会上，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专家教授们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克鲁格曼们用意何在

　　克鲁格曼认为，低估的人民币汇率使中国的资本和储蓄输出政策得以转化为实际货物出口，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但人民币汇率究竟是不是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呢？

　　孙立坚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衡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国际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全球化必然导致失衡，从短期来看，失衡是正常的，而长期来看则是趋向于平衡的。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失衡无法避免，只有在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状态下，单个国家才能达到平衡。

　　孙立坚用日本的历史教训来说明：上世纪80年代，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但这并没有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陈学彬教授则用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事实来证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货币后，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产品的份额不降反升，在几年内从16%上升到24%。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人民币汇率既不是美国经济失衡的原因，也不能帮助改善失衡的状况。

　　在袁志刚教授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背后是资本的全球运动，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巨额利润的动力所在。据统计，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的62%来自在华外资企业进行的贸易转移，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美国。到2010年2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到58362个，美方实际投入达到了628.2亿美元，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中国外资最大的来源地之一。另一方面，刘红忠教授的看法是，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来自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来自于中国加入WTO等一系列全球化的进程。

　　那么，既然失衡或许根本是无稽之谈，经济大家克鲁格曼为什么要支持一个伪命题呢？

　　孙立坚教授认为，这是美国经济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认为中国把价格体系打乱了，才会导致美国出现种种问题，如果用汇率把价格打开，产业空洞化、就业岗位流失等“美国病”就会痊愈。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真正应该做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本末倒置，美国经济前进的步伐只会停滞。

　　专家们还提到了一个背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悲观派和以蒙代尔为代表的乐观派发表了不少经济预测，克鲁格曼的预测屡屡被印证，因此，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日渐强大，人们几乎不会去质疑他的观点，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也更乐意拿他的话来说事儿。

　　升值不能作为转型路径

　　“人民币汇率没有被低估。”杨长江教授亮出的观点非常鲜明，他认为，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应该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物价低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当前的主要物价水平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以上，而中高收入国家的总体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不到，也就是说，我国的物价水平已经走在经济发展水平之上了。

　　杨长江指出，以人民币升值来推动经济转型，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他提醒说，我们要警惕价格型的经济转轨路径，警惕身边的克鲁格曼们。

　　我们身边的克鲁格曼们往往认为，经济失衡是商品定价不合理造成的，他们的建议是以价格调整作为转型的路径。对此，杨长江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商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把汇率这个如此复杂的东西完全交给市场，就好比把一个孩子扔到大街上，是不合适的。他强调，中国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汇率被低估，而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不是商品价格一变就可以把障碍扫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结构性的矛盾解决了，很多方面的不平衡才能迎刃而解。

　　袁志刚教授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金融体系落后，我们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只有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才是正确的出路。”他还鼓励中国企业选择这个时候走出国门，跨过贸易障碍。

　　刘红忠教授引用中金公司最新的一项调查来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作预判。中金公司研究了国内42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得出“人民币升值不会损害就业和出口”的结论。其中，大多数行业(特别是对进口大宗商品依赖度高的行业)会从人民币升值中受益，而受损行业(纺织服装、仪器仪表及办公室设备)所受损失较小。目前，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给产业造成的损害估计过高，而对其正面效应有所低估。

　　政策如何选择

　　如果年升值幅度维持在3%左右，热钱就会出走。专家们一致认为，即便是人民币无可避免地要升值，选择什么时机升，如何升，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和结果。

　　田素华教授认为，对待升值压力，现在的策略应该是，能不升就不升，能晚升就晚升。但李天栋教授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美国的压力。他谈到1972年美国财长康纳利迫使多个国家货币升值的史实，当时可以说是美国要某个国家货币升值多少，这个国家就只能升值多少，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在0.5%的范围内。

　　陈学彬教授说，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从盯住一篮子货币重新回归盯住美元，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近15%，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下降，我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建议，人民币应该选择时机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扩大汇率弹性，而非单边升值。陈学彬说：“缓慢升值或许并不是个好做法，因为这会形成升值预期，导致热钱大量流入。”

　　孙立坚教授表示，人民币如果要升值，现在的时机也不对。“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经济调整还没有完成，这时候大幅升值，对中美两国来说，只会是两败俱伤。”

　　陆前进教授给出的建议则是，只是单纯地盯住汇率问题本身，或许会“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妨换种思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市场改革等，国内经济不平衡得到改善，汇率压力自然会得到缓解。

　　袁志刚教授总结说：“由于人民币升值涉及到预期、全球性的投机活动和可能存在过度调整等问题，汇率何时调整、以怎样的幅度调整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一系列波动。这其中尤其要引起注意的就是热钱与资产价格的关系。例如，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就伴随着之后两年股市和房市的大涨，这其中就有汇率改革带来的全球热钱涌入中国进行投机的问题。所以，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在国际政治强大压力形成明显从而预期明显和投机活动明显的情况下调整，而必须由中国根据本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而作出慎重决定，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调整，否则不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如果强制中国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在中国产业调整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造成中国资产严重泡沫化，形成当年日元升值之后的结局，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