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人民币升值问题，美国从白宫到国会山在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展开了非常凌厉的舆论“围剿”，而中国政府则相应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和与控制，双方之间由货币战而导致的贸易战也许不可避免，从而给正处于复苏之中的世界经济罩上极大的不稳定性。

　　美国发动“围剿战”

　　作为中美之间的“老生常谈”，美国在过去几年中曾不断地对人民币汇率单方面提出过明显的升值要求，甚至也不乏对中方采取恫吓和威逼的手段，但相比较而言，这一次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态度却格外强硬，而且其国内多家力量联合采取的“围剿战” 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态势。

　　与其前任布什总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模糊和躲闪姿态不同，奥巴马已经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公开指责中国“过分干预汇率”，就在日前召开的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奥巴马发表贸易政策讲话时还明确提出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过渡。

　　历来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极感兴趣的美国国会山近期出现了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争相向人民币“发难”且频频“出招”的群体现象。3月15日，130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要求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采取的“货币保护主义”行为进行深入调查，而且这些议员还呼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惩罚性的反补贴税。紧接着，对人民币汇率耿耿于怀的国会参议员舒默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升级的《舒默议案》，并启动立法程序，其试图短期内“拿下”人民币的火药味异常浓厚。

　　2005年，舒默第一次提出《舒默议案》，当时舒默威胁，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而按照舒默此次的新议案，中国被确定为“汇率根本性失当”的国家，因此应当对中国采取严厉的制裁行动，包括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来自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同时禁止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参与中国的项目融资。不仅如此，舒默还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等“汇率根本性失当”的国家举行有关汇率问题的特别会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与中国等国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寻求解决争议的方案。舒默的新议案将美国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新声浪推向了高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闭幕后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人民币币值并未低估”的结论，舒默日前公开扬言：“我们再也不愿意听到这类说法了。我们要强迫他调整汇率。”在这里，舒默首次直接使用了“强迫”这个词来表明国会在压迫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同时，我们发现，如今美国国会两党之间以及国会与总统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一致作出强硬表态，这在美国十分罕见。

　　中国强硬说“不”

　　对于美国向人民币汇率发起的“围剿”战，已经与对方不止一次“过招”的中国政府不仅表现出了格外的沉着与冷静，而且也展示出了一个经济大国的矜持与强硬。在两会闭幕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中国决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也就在日前，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向外界坦言：“如果美国在汇率问题上一再坚持中国操纵汇率，并且如果伴随贸易的制裁，中国不会熟视无睹；如果伴随着法律方面的诉讼，中国也会奉陪。”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之所以所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汇率主权论”已经成为中国政府进行汇率决策的根本依据。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无疑要考虑国际贸易与收支状况，但这种分析却是建立在该国决策者自我判断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由他国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过去5年中，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了中国政府手中。美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越是凌驾于人，中国政府的抗击态度将越发强烈。

　　其次，“汇率渐进论”业已成为中国政府汇率管理幅度的政策基调。由于中国金融体系风险承接能力和出口企业的风险消化能力都比较脆弱，人民币升值不可能一次到位，而只能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不仅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报告，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通过渐次升值已达到12.3%，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加剧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而且还减轻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压力，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要求。

　　第三，“历史反思论”时刻警醒中国政府应当提防美国的货币图谋。19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对美国产生了庞大的贸易顺差，美国联合德、法、英等国诱使和强迫日本签定了《广场协议》，日元随后出现快速大幅升值，日本经济随之陷入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以史为鉴，日益成熟起来的中国政府决不会允许日本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自然，针对舒默等人发出的“美国让日本做到，也能让中国做到”的梦呓，理智而清醒的中国官方必然会嗤之以鼻，甚至会给予必要的戏弄和反驳。

　　矛盾的纠与结

　　中美之间之所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反复对弈和舌战，主要是双方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认识矛盾和思想纠结，特别是美国单方面且具有强制性的政策结论是导致中美间很难用协商和沟通方式最终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首先，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是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重要力量。其基本逻辑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导致中国与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收支不平衡，进而导致全球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理智而全面地分析，美国的这种判断显然是一个相对片面和狭义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失衡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的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等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其根源是南北发展的长期严重不平衡。

　　其次，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严重低估是导致美国产生大量贸易逆差的根本。其基本推理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中国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引致美国企业出口利润的萎缩和失业的增加，并进而使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2005年下半年汇改开始至2008年一直呈现单边上涨的走势，升值幅度超过了20%，但中国对美贸易不降反升，其中顺差的绝对值月均仍在千亿美元左右。即使是2009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贸易顺差却出现了30%以上的降幅；及至今年12月份，人民币汇率依然基本稳定，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再度下降了50%，甚至在3月上旬出现了80亿美元逆差。另一方面，即便抛开人民币以美元论，20082009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基本保持稳定，但美国的贸易逆差却从7000亿美元大幅减少到3790亿美元，而且对加拿大、欧盟、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逆差都出现了下降。显然，汇率问题并不是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问题。

　　第三，美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可以使中国将逆差风险都集中转移到美国。的确，以2009年为例，中国对外贸易顺差73%存在于中美之间，与此同时，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达1200多亿美元，中国和拉美国家贸易也是逆差，中国与5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也呈逆差。因此美国相当不满，并得出了中国73%的贸易是对着美国的结论。美国这种拿自己的短处与他人长处相比的做法，只能最终让自己永远处在痛苦和为别人制造麻烦的不安之中。

　　不仅仅是“双输”

　　尽管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蒂芬丒罗奇在内的许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对美国的人民币升值诉求发出了质疑和批判，同时联合国贸发会议和英法等官方人士也对美国单方面强制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表示不满，但美国并没有作出任何收敛。在华盛顿和国会山看来，只要人民币按照他们的要求实现升值，美国就可以赢得国内经济发展的新生机，全球经济就会逐渐趋于平衡。

　　的确，美国完全可以从人民币大幅和快速升值中获利，但同时必然要承受也许大得多的痛苦。因此，专家认为，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升值过快和过大，极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双输”，受此影响，全球经济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无疑是人民币超常升值的最大受害者，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企业出口将面临巨大的冲击。资料显示，如果2010年人民币升值1%，中国成套大型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企业将遭受近1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人民币升值2%，占全国出口份额近60%且只有2%3%利润的机电行业就会全面亏损；人民币升值5%，将发生600亿元7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而平均净利润率在3%4%左右的纺织行业就会出现一半以上的企业倒闭死亡的残酷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艰难推进之中，在企业大量因人民币升值发生亏损和倒闭的情况下，本来就业压力异常沉重的中国劳动力就业状况将会雪上加霜，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很可能因此而中断或者辍步。

　　与中国一样，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美国也必然遭遇新的不安因素的困扰，尤其是美国消费者将深受其害。资料表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约有60%是美国的企业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进口以后，美国的企业家再把它加工，最终的产品卖给美国的消费者，与此同时，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1000多亿美元的商品，从玩具到家具，从服装到鞋帽，从冰箱到空调，几乎遍及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人民币升值，必然会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上升，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消费成本。

　　就在中美双双必然承受人民币升值痛苦的同时，全球经济付出的代价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首先，人民币升值必然对全球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害。2009年，中国替代德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畅销世界，使得所有进口中国商品国家的消费者从中受益，同时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也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抑制了物价的上扬，从而有利于防止通货膨胀和稳定各进口国的经济。显然，这种十分良性的经济生态会因人民币升值而遭到遏制。

　　其次，人民币升值必然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速度。与起伏不定和步态蹒跚的全球经济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超过7%，同时，中国的GDP增长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已超过20%，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如果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大幅收缩，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必然受到强烈的掣肘，甚至不排除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

　　再次，人民币升值必然降低国际资本的收益率。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出口商品中65%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为，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国际资本看好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低廉的劳动力。目前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约为美国的3%、日本的3.5%，国际资本在中国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空间。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严重损坏外资在华的经济利益，这是所有在中国的国际资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持久战与“回合战”

　　就如同中美之间在许多经济问题上经常磕磕绊绊一样，对于人民币升值这一敏感的话题，双方之间的纠结与争论可能并不会因为一次性较量就得到最后的解决。一定意义上而言，只要人民币升值达不到美国的要求，或者说人民币还有升值的空间和利用的价值，美国就不会放弃可以借此大做文章的机会，中国政府应当做好与其打持久战和“回合战”的准备。

　　首先，在金融汇率市场上，美国已经养成了自认为可以支配和左右他人的强势思维。由于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以超级大国的身份享受着“压倒性的力量优势”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可以运用美元的霸主地位达到对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操纵，历史上也曾经让不可一世的日本放下本币高昂的头颅。显然，只要美国的强势思维存在或者偶然发酵，人民币汇率就不会得到安宁。

　　其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异常艰难曲折，人民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成为“替罪羊”。尽管奥巴马政府投入巨资遏制金融危机，但美国经济如今的复苏步伐仍然迟缓，失业率居高不下，各项经济数据指标乏善可陈，导致奥巴马政府支持率严重下挫。而为了转嫁社会矛盾和转换舆论焦点，人民币自然成为华盛顿政客们自我解套的捷径。因此，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只要美国经济的复苏之路出现坎坷，只要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存在，人民币汇率就存在被轮番炒作的必然。

　　第三，汇率问题政治化经常会将人民币升值的议题推到风口浪尖。理论上，国家间汇率的决定有着一套相对客观、科学、固定的计算公式与理论解释工具，但实际上，部分精于选举的美国政客很少愿意回到事实的基本面。在他们看来，汇率问题只是一种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工具。由此，中美之间的汇率问题被严重地政治化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舒默为代表的美国国会议员们走的是吸引眼球、制造新闻的经典路数，这些政客们在国会山的日子里，除了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外，还有需要认真完成的四个具体任务——回报选民、谋求连任、提升政治影响力、寻求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能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彰显自己的能耐或者实现了某种目标，无疑可以成为他们今后发迹的资本。也正是如此，今后美国政客们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将成为家常便饭。

　　据此，被政治化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乃是一场主要考验相关各方政治意志、公关技巧、沟通能力以及客观实力的博弈。某些被高高举起的“大棒”，其本质功能就如同停留在发射架上的核武器以“吓唬人”而已，而被吓倒的只能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