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依照此前数度中美汇率问题上较量归纳出的“三部曲”——海外黑云压城、中美“口水仗”和美方消毒，三步走完之后就该人民币升值了。从3月26日国内媒体骤然转变的口风来看，美方已迅速推进到了“消毒阶段”。虽然消毒还是初步的，中美协商的层次和范围都还有待提升，但毕竟已开始。基于此，笔者预感到，很可能人民币不得在5月份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后（5-7月份）再度重启升值进程。

　　虽然依照笔者个人的看法，由于美元已在走强过程中，就是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的情况，也已被动升值，因而，本次重启预期与其说是老调重提的“升值”，还不如说是从真正意义上变得“更富有弹性”，年内应该趋势性升值空间有限。但是，最终实际的结果依然无法逆料。

　　支持升值者表示，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然而，不少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时间轴”，认为结构调整可在迅速的汇率升值面前近乎无时差地完成。而实际情况则是，结构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汇率的过快、过度升值，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不仅无法优化结构，反倒导致结构问题积重难返。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担心，在此前已然对美元升值20%的基础上重开升值，如果节奏、幅度和策略把握不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日本当年的经验。资料显示，在1960年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日本工人工资的年度增长率自1953年以来是逐年下降的。但这种情况在1960年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出现了反转，自那之后到1970年日元开始试探性兑美元升值之前，得益于出口爆发式的增长，日本国内工人工资出现了年均11.2%的增长，最低年份（1965年）也有8.7%，最高年份（1970年）甚至达到了15.4%。与中国的情形类似，在升值之初的6年里，日本国内的工人工资并未受到负面影响，甚至还出现了加速。在1971-1976 年间的平均增幅为17.4%，增速最低的年份（1976 年）也有12.5%。但由于持续升值，从1977年开始，日本的工人工资增速开始出现断裂性地显著下降，到1984年增速已下落到只有3.3%，进入1953 年以来的历史最低增速区间。

　　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被迫进一步升值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此后到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日本工人工资的年增长率剧降至3.1%，仅为1961-1984 年间增速10.9%的1/3不到，为1961-1976年间13.5%的1/4不到，其间增速最快的年份（1990年）也仅为3.7%，最低的年份只有2.2%，创下195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汇率对产品售价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已令企业无力像以前汇率稳定时期那样继续快速提高工人工资了。自然，1990年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工人工资已彻底没有了显著提升的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工资提升速度的缓慢，使得进入老龄化这样一个有利于提升消费的阶段之后，日本依然无法显著提高消费、最终不得不陷入通缩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已经不难看到，日元汇率兑美元的升值，在超出一定幅度之后，为了能够生存，直接损害了企业对国内工人报酬的提升能力。在通常的人们看来，那时日本的商品早已纵横四海，无敌天下，但就是这样，其被迫进行的汇率过度升值，也最终结出了此类“反消费、反结构优化”的恶化，其教训不能不令我们对再度升值保持谨慎。

　　基于以上教训，我个人认为，对于此次汇改重启，应当将着力点放在扩大波幅、培育汇率避嫌市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上，而非此前那种单纯应对国际压力而偏重的“升值幅度”上，为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和国际化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