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乱、债务以及对“失落的十年”即将来临的担忧日益加剧——难怪欧洲人感到悲观。但我们眼下看到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下半场”；还是“可持续增长挑战，第一幕”。这中间的区别对政策会有一定影响。诊断失误，就会导致疗法出错。

　　旨在保卫欧元的7500亿欧元（合9440亿美元）一揽子计划为欧洲争取了时间。但这还不够。迄今为止，世界专注于财政紧缩与债务，但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世界与欧洲还需要恢复强劲的增长。没有强劲的增长，财政调整将更为痛苦，而政治局面将更难以掌控。

　　上世纪80年代，当拉美被巨额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应对方案包括以下举措：银行贷款展期、财政紧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资金援助，以及鼓励可持续增长的政策。最终，部分债务得到了重组。一些发达经济体如今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入不敷出。但我们面临着更复杂的局面：欧洲部分国家的疲弱，可能会影响到欧盟(EU)的货币、信贷乃至财政体系，并导致危险的后果。

　　为了避免长达十年的费力劳神——同时伴有政治及经济风险——世界需要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经济实现更为强劲的增长。我们正目睹全球济转向一种新的多极局面，且发展中国家的前景要好于发达国家。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增长率约为6%，是高收入国家的一倍以上。自2000年以来，在全球进口需求增长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了50%以上。

　　这并不意味着赢家通吃的结局。上述转变的加速，能够帮助负债累累的发达国家解决自身的问题，同时建立起一个更为平衡的全球体系。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品上花费的每1美元，都可以产生35美分对高收入国家生产的资本品（即能够创造薪资待遇良好的工作岗位的高附加值产品）——的新需求。

　　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取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经验，也开始试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拉动生产率增长，以改善经济增长前景。从东亚和南亚、拉美到阿拉伯地区，许多国家都在投资于交通运输、能源、水及城市中心区域，带来了资本品和服务的销售机会。它们正在试验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资本与管理、资产私有化以及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

　　通过政策改革，可以在无需政府资金的情况下实现增长。印度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增长，就结合了服务业改革与制造业的增长。一项从1990到2005年、针对1万家印度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银行、电信及交通运输业的改革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率。非洲的政策改革，推动私人部门向科技业投资逾600亿美元，从而使65%的非洲人用上了无线语音服务。

　　金融危机能够刺激改革。去年，当发达经济体专注于凯恩斯理论的需求变动之际，亚太经济体却在推动改革——尤其是服务业的改革——以加快经济的增长。当发达经济体专注于金融监管及更广泛的再监管运动之时，亚洲人则在考虑去监管化可以怎样推动创新与就业。

　　发展中国家已经明白，要想实现持续的复苏，必须重振私人部门。如果政策环境使它们能够盈利，企业将会进行投资。在2009年，实施监管改革、以降低企业经营难度的政府，比2004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多——全世界记录在案的改革措施近300项。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在“可持续增长挑战，第一幕”，我们不应一味地厉行节约，还要找到通往繁荣的可持续道路。欧盟及其它地区发达国家，需要的不仅是财政紧缩，尤其是通过大举增税实现的紧缩。它们还需要抓住发展中国家增长提供的机遇，以避免步入自身“失落的十年”。有一个更广泛的教训：2008年，危机的罪魁祸首是美国；2010年则是欧洲。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欧洲而言，指明前进道路的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是时候该加以重视了。

本文作者为世界银行行长。